永遠的異議人士:為希特勒下註腳的男人(下)

本文為《破解希特勒》周全譯序:〈歷史科學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橋樑〉 上篇由此去:永遠的異議人士:為希特勒下註腳的男人(上)
作者:周全(《破解希特勒》譯者)
一戰中在德國陸軍服役的青年希特勒。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哈夫納雖非學歷史出身,卻擁有比不少歷史學者更加優越的條件:他很長壽、親歷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具有過人的分析判斷能力、他的表達能力在德語地區罕有人可出其右,而且他使用的是一般人讀得懂的文字。因此任何有關哈夫納的撰述都會強調他最重大的意義:歷史科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樑。像《世界報》即曾以專文揭開了「哈夫納效應」的秘密:「人們一直想找出這位德國最偉大政論家的謎底。……答案就在於:哈夫納寫的正是自己的經歷,並從個人的記憶之中,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不論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破解希特勒》或翌年出版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他始終在講述自己與德國之間的關係。」「這個題材就是他一生反覆省思的對象。這種一以貫之的持續性──歷史省思背後的自我省思──使得他的著作具有旁人無法企及的強度與力量。」

那篇報導連帶也說明了哈夫納的著作為何得以歷久彌新。更何況當他講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講現在;而當他講現在的時候,已經在探討未來。甚至從他最著名作品成書或出版的時間也看得出其中的玄機。我們可將之表列如下:

《論德國之雙重性格》(1940):二戰爆發後英德開始交戰。

《德意志帝國於一戰時的七大死罪》(1964):一戰爆發五十週年。

《邱吉爾》(1967):邱吉爾逝世二週年,作者移居英國三十週年的前夕。

《背叛》(1968):德國一九一八革命五十週年。

《破解希特勒》(1978):德國一戰戰敗六十週年,作者離開納粹德國四十週年。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1979):西柏林開始盛大籌備一九八○/八一年的普魯士特展。

《一九一八/一九:一場德國革命》(1979):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六十週年。

《歷史變奏曲》(1985):德國二戰戰敗四十週年。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1987):普魯士被二戰戰勝國「宣判死刑」四十週年。

《魔鬼的協定》(1989):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六十週年。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39/2000):希特勒上台六週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無怪乎克諾普教授在本書的引言中表示:「哈夫納是名符其實的全民作家,他在大戰結束以後,透過書籍、專欄及隨筆,獨自向德國讀者傳播歷史知識與歷史意識。」而德國《時代報》(Die Zeit)對他一生的總評是:「一個動盪時代冷靜的編年史家」。

但這位「編年史家」並未受到德國史學界的一致歡迎。一般歷史學者往往僅能透過史料和目擊者的見證來撰述分析,同時套用一些理論和術語作為奧援。可是這位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不但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史料、他找尋資料和進行分析的功夫至少與歷史學者一樣好,而且他不需要理論和術語就可以把問題解釋得一清二楚。結果德國歷史學者長篇大論、詰屈聱牙的著作多半只能在象牙塔裡面供少數人閱讀;哈夫納直搗核心、簡明扼要的書籍卻一本接一本成為德國出版界的長青樹。這自然讓人覺得很不是滋味,況且這個「活史料」打破了許多歷史神話:例如他指出大多數德國人在納粹時代並非純粹的受害者;或希特勒最大的罪行不在於發動了戰爭──因為那不論在他的時代或在今天都是一再有人做出的行為──而是蓄意滅絕猶太人。

希特勒有不少決定並未留下書面文件,因此史家經常必須藉由推斷來判定事情的原委。哈夫納在本書中也做出了許多推斷,這些「看似信手拈來的哈夫納論點」即曾不斷遭受史學界的攻詰。但後來的歷史研究已逐一證明,攻詰的理由泰半無法成立。例如本書受到最多攻詰之處,就是哈夫納認為德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攻勢受挫,導致希特勒認為大勢已去,於是對美宣戰以便放手屠殺歐洲猶太人。即使是克諾普教授(哈夫納的支持者),也在本書引言中認為「這個推論非常大膽,而且與反對意見同樣無法得到證實」(引言發表於一九九八年)。

可是就在一九九七年底,一位名叫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的德國歷史學家有了重大發現。德國史學界原先的普遍看法,是希特勒在權力臻於巔峰之際的一九四一年夏就已做出決定要「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或者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乃「擦槍走火」,與希特勒本人「並無關聯」。格拉赫卻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日記中找到線索──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對美宣戰的次日)召集黨內要員舉行秘密會議。戈培爾於會後寫道:「元首已下定決心要徹底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他曾經向猶太人做出預告,如果他們再度導致世界大戰爆發,便將面臨毀滅的命運。這絕非虛張聲勢而已。世界大戰已經來臨,猶太人的滅絕將為其必然後果。」六天以後,希特勒在「狼穴」當面向黑衫隊頭子希姆萊確認自己的決定,希姆萊隨即在行事曆上面做出註記:「猶太人問題/視同游擊隊加以滅絕」。最後黑衫隊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舉行「萬湖會議」,決定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之相關細節。

海因里希・魯伊特伯德・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希特勒左右手、黨衛軍首領。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因此,即使是哈夫納最受爭議的論點,也已經在本書初版二十年之後「被學術研究人員殫精竭慮事後加以證實」。這又一次證明了哈夫納的分析判斷能力絕非浪得虛名。哈夫納終其一生幾乎是以個人來對抗整個社會,喚醒了德國人的歷史意識,使得他們勇於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以便坦然走向未來。時至今日,德國人研究邱吉爾,必讀他的《邱吉爾》;研究希特勒,必讀他的《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研究普魯士,必讀他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研究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必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因此《柏林晨間郵報》在悼念哈夫納專文的結尾稱讚道:「只有少數人能夠像他那樣前後一貫,以自己的良知作為行事時的惟一尺度。……他廣泛地促成德國人正視自己的過去。一位政論家所能做出的貢獻莫過於此。」

《時代報》的一篇報導更對哈夫納歷史撰著的價值總結如下:「哈夫納的光芒同時反映出德國史學界的不足。對德國史學界來說,任何寫作能力卓越的人士都可能被譏為『歷史文藝作家』。……其實專業歷史學者可以從哈夫納那邊學到許多東西──除了學習如何撰寫歷史之外,同時亦可學會如何破解歷史所傳達的秘密訊息,並從各種專有名詞和理論的背後發掘出事件的真相。」

本書是哈夫納最先發表的希特勒專論,但並非他第一本有關希特勒的論述。一九三九年收筆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雖然撰寫最早,反而出版於作者去世一年半以後。《破解希特勒》《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都是哈夫納最膾炙人口的著作。後者是自傳體的論述,將德國歷史視為個人生平的一部分,以現場目擊者的口吻說明了納粹如何一步滲入每個德國人的生活領域。《破解希特勒》則以事後回顧的方式,將希特勒現象濃縮成七個論題,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進行探討,並以清晰的語言反駁了一些常見的有關希特勒之偏見,使得尋常百姓也可以明瞭希特勒真正的目標和意圖何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解釋了「前因」,《破解希特勒》則說明了「後果」。把這兩本書合在一起閱讀以後,讀者應可發現希特勒不再是一個難解的謎團。

哈夫納無意寫出「標準答案」。他的態度可大致表達如下:我已經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歡迎你們和我一起思考並提出反駁意見;我不怕你們罵我,如果你們說得有理,我會在下一篇著作裡面公開澄清道歉,但如果你們覺得我講得有理,那麼不妨也聽聽我的意見。他以理服人,但是文字中預留了討論的空間;他提出各種「註解」(論題),讓人深思、爭辯、進行建設性的討論,使得真理越辯越明。這種做法的結果,可以用哈夫納臨終之前不久的說法表達如下:「最令我欣慰的地方是,每當我發表新作的時候,幾乎全國對我一致口誅筆伐。可是後來大家居然同意了我的論點!」

柏林近郊的萬湖別墅,確立猶太人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即於 1942 年在此召開。萬湖別墅現為大屠殺紀念館。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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