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異議人士:為希特勒下註解的男人(上)

本文為《破解希特勒》周全譯序:〈歷史科學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橋樑〉
作者:周全(《破解希特勒》譯者)
《破解希特勒》1978 年德文版,慕尼黑: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 Verlag)。

本書德文版原名《註解希特勒》(Anmerkungen zu Hitler),為有關希特勒的經典名著。作者去世的次日,《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發表專文指出:「一位學者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把千頭萬緒的事物解釋得淺顯易懂。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像哈夫納那樣,以簡明而通常非常貼切的方式,把錯綜複雜的德國十九、二十世紀歷史表達清楚。……對有心研究二十世紀歷史的人士而言,至少有兩本哈夫納的著作是不可錯過的:其有關邱吉爾(一九六七)與希特勒(一九七八)的撰述。」

這個說法中肯說明了本書作者對德國史研究所產生的意義,而一九七八年初版的《破解希特勒》即為哈夫納寫作生涯的分水嶺。之前他是德國最著名的政論家,以及德國新聞界最獨樹一幟的人物;此後他也因為對十九、二十世紀德國歷史的獨到見解,被視為最成功的德國歷史專論作家。

哈夫納的歷史著作皆暢銷不衰,引起熱烈反應。例如這本成名作曾連續四十三週在德國暢銷書排行榜名列前茅,至今仍為評價最高、銷路最廣的希特勒專論。他一九八七年完成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則為許多德國高中的補充教材。二〇〇〇年出版的遺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更於連續暢銷一年之後,被德國新聞界列為學生必讀的五十本書籍之一。國際間無論是書評界或一般讀者,紛紛對哈夫納的撰著做出如下好評:「言簡意賅、深入淺出」、「令探討同一主題的長篇大論瞠乎其後」、「足可取代一整個書架的報導文學作品」、「若無暇讀長篇大論,讀哈夫納的書即已足夠」。

哈夫納為何如此受人矚目?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他以客觀的態度、卓越的分析能力和「德語地區幾乎無人可出其右」的文字,扮演了傑出的仲介者角色,建築起歷史科學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橋樑。為了明瞭這一點,我們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他的生平。

哈夫納原名萊蒙德・普雷策(Raimund Pretzel),來自一個略帶保守色彩的自由派家庭,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日卒於柏林市。其父為文學熱愛者及普魯士教育部的高級高員,使得他自幼接受良好的古典及現代文學教育,培養出第一流的文筆。哈夫納本身是法學博士,能夠像法官判案一般以精確的文字來闡明事實。以他的才學和背景,原有在德國政界大展鴻圖的機會。可是當他攻讀博士學位並在各級法院實習之際,希特勒突然出任總理。哈夫納從此無意於仕途而在新聞界發展,然後於一九三八年拋下德國的一切,與猶太裔未婚妻移居英國。

二戰爆發後,哈夫納在英國《觀察家報》(Observer)擔任記者,以向英國人解釋德國為己任。為避免牽累德國的親人,他結合了作曲宗師賽巴斯提安・巴哈(Sebastian Bach)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札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Symphonie)的標題名稱,藉由這個筆名展現自己對「另一個德國」的懷戀之情。此後他即以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之名卓然於世。一九四七年時,哈夫納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可是他與德國的情緣並未因此而告結束。

七年以後,他返回柏林擔任《觀察家報》駐德特派員。又過了七年,也就是東德蓋起柏林圍牆那一年(一九六一),他重新投效德國新聞界,此後的職志改為向德國人解釋自己的國家。他先為中間偏右的《世界報》(Die Welt),而後為中間偏左的《明星週刊》(Stern)撰寫專欄。但哈夫納終其一生維持自由派的風格,始終以「中間選民」自居。他在德國新聞界無法被歸類為左派或右派,甚至有「永遠的異議人士」或「變色龍」之稱,可是沒有人為了這一點而貶低他。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他「只問是非,不看立場」。

哈夫納服務多年的英國《觀察家報》創刊於1791年,此為該報刊載於169期上的辦報宣言。圖片來源:www.theguardian.com

譯者曾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之譯序中,說明了哈夫納在一九六八年的兩個著名事件:當時西德政府準備查禁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他立即提出反對:「黨禁意謂議會民主因為畏懼死亡而進行的自殺!」西德政府稍後也鐵腕鎮壓左派學生的「議會外反對運動」(APO),於是他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現在我們亦可指出他的另一事蹟:德國於二戰後損失了四分之一的領土,而西德成立之初乃由右派保守人士當政。當時西德官方地圖劃定的疆界仍一如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德國國界,失土則以虛線標示。哈夫納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再於政論中表示:冤冤相報何時了?他的極力鼓吹,間接影響到六〇年代末期「社會民主黨」(SPD)政府的東歐政策,促成西德與東歐鄰國和解,宣佈放棄一切失土。從此德國不再是令歐洲人擔憂的對象,這不能不歸功於哈夫納的深謀遠慮和前瞻性。

哈夫納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特點,就是有辦法以敏銳目光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以優美簡潔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用三言兩語勾勒出人物或事件的全貌。他從別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來說明真相、立論一針見血、表達的方式時而驚世駭俗,這些都迫使讀者與他產生互動關係,不再是被動的閱讀者,而成為積極的共同思考者。其激化的表達方式雖然時而招致非議,可是這正為哈夫納引人入勝之處,也就是本書引言所說的:「他天賦異稟,有辦法將論點極度尖銳化,以石破天驚的方式,把眾人習以為常的事物改弦更張呈現出來,藉此發人深省。」

哈夫納同時是德國人和英國人,再加上其妻為猶太人,使他具有更佳的仲介人資格。比方說,希特勒、納粹、二戰和猶太人……等問題在戰後的德國一直是忌諱。各級學校只提供負面教材,德國歷史學家一談起那個時代往往畏首畏尾,只敢一面倒地嚴詞批判,以免動輒得咎。可是這種做法不夠客觀,無法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講清楚:德國出過第一流的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和科學家,希特勒若沒有過「好的一面」或吸引人的一面,納粹又怎麼可能統治該國長達十二年之久?

哈夫納特殊的個人背景,讓他可以自由揮灑,更何況他曾於「第三帝國」全盛期投奔英國而與納粹為敵,不必擔心被斥為「希特勒的餘孽」。哈夫納行文時敢講納粹「好的一面」──例如本書的七章之中,分別有一章講述希特勒的〈成就〉與〈功業〉。可是他隨即透過〈謬誤〉、〈過失〉、〈罪行〉和〈背叛〉,說明了那些「好的一面」的真正意義何在。最後他把希特勒罵得更兇,但不給德國人開脫責任的藉口,這又讓一般德國人讀得不太舒服,覺得受到污衊。

哈夫納敢講真話,並且從不理會自己的政治立場「正確」與否。雖然許多人為此而對他不高興、許多人對他的某些論點無法完全同意,但這反而是他難能可貴和令人信服的地方。此外,他的歸納分析能力固然過人、他的文筆固然無人能及、他的論點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這些仍不足以完全說明其著作膾炙人口的原因。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他透過每個德國人都讀得懂的文字,把歷史拿來作為一面鏡子,讓尋常百姓也能夠於思考之後獲得啟發並產生共鳴。

柏林市長狄普根(Eberhard Diepgen)曾於作者身後發表悼詞指出:「哈夫納的一生,體現出許多德國人在本世紀的命運。」《柏林晨間郵報》也表示:「哈夫納不僅寫出了德國歷史,他本人就因為德國歷史而深受磨難。」哈夫納出生於德意志帝國轄下的普魯士王國;他去世的時候,德國的國名則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間他分別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戰敗和革命、帝國的解體、革命後的混亂、威瑪共和、納粹時代、二戰、德國再度戰敗並亡國、美蘇英法四國佔領區、普魯士被戰勝國「宣判死刑」、分裂的德國、冷戰、德國的再統一、歐洲的整合。於是他在九十一年的生命當中,密集現場目睹許多歷史事件,產生了特別強烈的歷史意識。

圖為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德國地圖,米色部分為失地。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下篇由此去:永遠的異議人士:為希特勒下註解的男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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