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海爭地的地理環境，如何影響荷蘭文化的包容性？

作者： 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譯者：吳緯疆

阿姆斯特丹處置提出古怪新思想的人時，為什麼如此寬厚？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是一座貿易城市。這意味它習慣外來的事物，不管是口音、品味，還是信仰，而且它的領導人不想讓非正統的觀念阻礙商業交流。但這個解釋還不夠完整。歐洲其他地方也有貿易中心，也有外來的人和思想進進出出。阿姆斯特丹有種不尋常的大膽氣質，因此市政府的領導人對於高層懲處異議者的命令僅止於口頭應付，同時繼續包容街頭的各種非正統行為，包括直接挑戰教會與君主權威的行徑。

想瞭解阿姆斯特丹的市政領導人為什麼寧可走一條這麼危險的包容之路，就得先明白其中權力關係運作的整體概況。荷蘭諸省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後者在顛峰時期的領土幾乎涵蓋整個中歐，範圍從法國東部到波蘭西部，南方遠至托斯卡尼。

如同其名所示，它的世系可回溯到古羅馬，權力根本來源則可追溯到天主教信仰；不過伏爾泰曾提出一個知名的嘲諷說法，而且大致正確，那就是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亦非帝國：羅馬本身從未屬於它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多位皇帝分別都與梵諦岡交戰過。然而，天主教會內的許多部門──教皇與主教、修道院教團，以及孤兒院與救濟院等組織──對下自農民、上至王子的所有人施行極大的權力，因此後續的皇帝都知道，他們的權力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天主教會認知的合法性。換句話說，皇帝就像天主教軍閥，利用天主教組織作為控制和擴張個人權力的工具。

荷蘭諸省長久以來都是帝國相當得意的部分。荷蘭人沒有所謂的國家認同──他們缺乏「身為荷蘭人」的感覺，而是認同自己的省，把自己當成荷蘭省人、澤蘭省人或菲仕蘭省人。他們信仰虔誠，工作勤奮；他們貢獻高比例的稅金，維持帝國運作，相對也得到保護。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低地國的狀況注定要讓它們的發展方向與歐洲其他地區截然不同，這個差異最終也導致世界歷史出現了劇烈的變動。中世紀歐洲有一個關鍵元素是由上而下的社會結構，稱為采邑制度（manorial system），由莊園領主管理莊園和農民。農民在土地上耕種，並以勞力或產品的形式支付佃租。莊園領主則為他的農民提供保護，並擔任法院的角色，因此領地是一個完整的經濟與政治單位。莊園領主則效忠地位更高的領主以及教會。

荷蘭諸省並未形成采邑制，箇中原因與其他事物相同，都與水有關。由於這裡不少土地都是從大海或沼澤開墾而來，教會和貴族無法宣稱擁有其所有權。那些土地是各社區開發出來的（因此荷蘭有句俗諺：「上帝創造地球，但荷蘭人創造荷蘭」）。居民聯合組成水利委員會，負責複雜且不能中斷的維修任務，讓海埔新生地、水壩、堤防以及水磨坊順利運作，防止水患。這些水利委員會至今仍是荷蘭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對文化發揮了龐大的影響力，尤其影響了荷蘭特色中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這種奇特的結合。

大眾在這種制度中可買賣自己的土地。許多阿姆斯特丹人在城市外圍有土地，用來耕種或出租，賺取額外收入。它有一項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在社會的所有階層中，投資土地的是個人。歐洲其他地區的土地都掌控在貴族或教會手中，而在 1500 年前後的荷蘭省，僅有百分之五的土地歸貴族所有，農民則擁有百分之四十五。

這現象很難做出確定的因果關係結論，不過似乎意味了一般荷蘭人較不願採其他地方的農奴和農民被迫表現出的順從姿態。荷蘭人不對莊園領主效忠，而是付給彼此租金或買賣資產。這種作法清楚展現了其中差異，他們的社會是一個原現代（protomodern）社會。當然，每個人都必須服務某個人；但令人讚佩的是，十六世紀的荷蘭人做了自己的主人。

伊拉斯謨在發展其改革天主教的「自由」人文主義學說時，這種獨立性或許在他的思考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荷蘭人之所以那麼快就接受這個學說，這種獨立性當然是因素之一，最終並據此展開宗教改革。這個民族大致獨立於撐起天主教主宰地位的主要社會組織之外，因此成為最渴望脫離天主教的民族亦非巧合。

這一切對阿姆斯特丹而言尤其正確。將這種歷史上向來缺乏忠誠的性格，配上一座活絡貿易城市（或說一座靠著差異賺錢的城市）裡獨立思考的神學，產生的結果就是一種包容的文化。

荷蘭人包容的觀念在一個世紀後臻至最成熟，並在歷史上發揮龐大力量，影響了洛克和傑佛遜等人的思想；但即使在這裡，我們都能指出它普遍不為人瞭解的一項特徵。阿姆斯特丹在十六世紀獨樹一格的政策與現代荷蘭 gedogen（包容非法活動）的觀念有許多共同點。有一項 gedogen 的運用實例，顯示出了深層的歷史以及對「包容」的多層次理解，那就是大麻「咖啡館」。這種咖啡館的老闆跟其他行業的經營者一樣必須申請許可與繳稅，即使店內銷售的商品嚴格說來並不合法。

所以，1520 年代阿姆斯特丹的「包容」跟後來一樣，並沒有這個名詞在二十世紀晚期所代表的廣泛意涵。它的意義不等於「讚頌多元」，而是比較像「容忍」，一個出於必要性和實用性的概念。美國人尤其傾向將這種概念與理想主義掛勾，認定他們的原則具有偉大的哲學根基：「我們認為這些事實是不證自明的……」沒錯，隨著包容的觀念逐漸演變，它會受到道德監督的左右，也受到教會神職人員的支持，成為基督信仰的一環。但是，「包容」在阿姆斯特丹的根源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阿姆斯特丹的包容吸引了日後被稱為擁有另類生活方式的那些人，這後來也成為一種常見的模式。就像這座城市在 1960 與 70 年代成為嬉皮、怪胎、擅自占地而居者、女性主義者、同性戀維權人士，以及反文化環保激進人士的避風港，阿姆斯特丹在路德宣言發表後的那些年，也像磁鐵一樣吸引了各種人到來，那是歐洲各地自由重新想像基督宗教的年代，冒出許多教派譴責聖像、反對任何情況下的戰爭（並誓死捍衛此觀念）、反對任何組織性的教會，並宣揚人心高於《聖經》。這些教派當中有許多因為太奇怪而消失，或因宗教法庭打壓而滅絕。但它們一度百花齊放，阿姆斯特丹也儼然成為反文化實驗的中心，呈現的當然就是十六世紀的風格。

阿姆斯特丹的非官方包容政策並沒有無限延伸。神聖羅馬帝國位在布魯塞爾的地方法院逐漸不耐煩，因為這種政策使得這座城市成了反對王權與教會思想的溫床。此外，隨著分離教派增加，城裡的教團也開始瓦解，而那是市政府領導人無法容忍的；畢竟他們也是這座城市的商人，而它是一座仰賴與外國人貿易而繁榮的城市，對於外來或特殊意見的表達一向採取允許但適當管理的態度。

但官方態度從 1534 年三月的某天下午開始有了轉向。阿姆斯特丹居民驚訝地看到五個男人全身赤裸在街上遊行，他們根據自己的理由宣稱上帝賜福這座城的右邊，但詛咒城市的左邊。警長賀伯遜以他常用的手段處理這個問題：敲了幾戶人家的門，懲處幾個人殺雞儆猴，以為這最新的鬧劇會這樣告一段落。

不過事情沒有就此結束，賀伯遜警長反而丟了烏紗帽。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巨頭（包括荷蘭省法院所在地海牙，以及帝國權力區域中心布魯塞爾的那些領袖）的眼光比這座城市的創建者來得更寬廣。他們發現伊拉斯謨與路德所引領的思潮以令人不解的速度席捲歐洲各地。賀伯遜和其他市府官員的放任態度不足以控制情勢，因此被迫辭職下台。要找到合適的接替人選、一個值得託付、能積極追捕異教徒的人非常困難，但他們找到了柯尼利斯・烏特・多本遜（Cornelis Wouter Dobbenszoon），他很快就在策略上進行重大改變。第一件事就是告發他行事馬虎的前任者未善盡職責。然而賀伯遜看苗頭不對，早已逃出國。

結果那些裸體遊行者是另一個新教團再洗禮派（Anabaptist）的先遣部隊，他們的改革熱情比路德教派更超前。他們信仰的教義認為，嬰兒洗禮是不對的，因為嬰兒並不知道該儀式的意義，因此成人必須再度接受洗禮（再洗禮派一字的 ana 字首是希臘文的「再」之意）。再洗禮派干擾這座城市的方式迥異於路德教派，而且布魯塞爾法院已經開始施壓。多本遜必須證明自己的能力。經過短暫的審判，阿姆斯特丹遵守皇帝處置異教徒的規定，判處他們接受嚴厲的死刑，滋生事端的男性公開斬首，女性則被裝進麻袋丟進嚴寒的海灣裡溺死。

警告沒有發揮作用。再洗禮派的其他小組織還是出現在阿姆斯特丹。在前一年，有一群人占領了德國明斯特市（Münster），宣布強制執行再洗禮、一夫多妻，以及資產共有，準備將明斯特塑造成世上純粹新基督王國的中心。儘管德國再洗禮派依然占有支配地位（他們後來很快便遭到逮捕、凌虐、處死，屍體就放進吊掛在教會塔樓上的籠子裡示眾。那些籠子如今還掛在原處，只是籠裡沒有屍體），但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禮派人士卻決定讓自己的城市成為明斯特的雙胞胎：第二個錫安（Zion）。他們有四十人挑選五月的某個假日傍晚，他們知道十字弩民兵會舉行年度盛宴，因此所有人都會爛醉如泥。他們輕鬆攻進水壩廣場占領了市政廳。

不過阿姆斯特丹無意成為新的錫安，它的政治領導人、商人、出口商、零售商都興趣缺缺。憤怒的群眾聚集在廣場上。一名醉漢搖搖晃晃地走到市政廳門口宣布，為了協商，造反者可以把他當成市府代表。現場發生一陣扭打，一名再洗禮派成員拿刀刺殺他。一場血腥打鬥於焉爆發，一名市長和他的二十名追隨者遇害身亡。當再洗禮派成員終於被制伏時，死狀之悽慘連當局都難以想像。他們的胸部被剖開，還在跳動的心臟被人掏出，再朝他們臉上砸。接著他們遭到斬首，被大卸八塊。

無論懲罰多麼恐怖，新教徒對天主教會以及支持天主教會的民政機構的憤怒及反抗行動只有與日俱增，在阿姆斯特丹與其他地方皆然。不過另一名反叛的教徒，法國神學家喀爾文（Jean Cauvin 或做 John Calvin）不久後便讓荷蘭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嚴肅認真的改革手法，加上創造與運作新教會的清楚結構，特別吸引荷蘭窮人與勞工階級，為有組織地脫離天主教會的行動奠定良好基礎。

但是，接下來數十年逐漸擴大的危機不只與宗教有關，這個危機將讓荷蘭各省的人民開始產生國家認同，也將阿姆斯特丹變成一座堪稱全世界最強大的城市。它同時關乎政治與經濟。天主教會與封建制度已經共同演變成一個堅固的實體，但荷蘭各省的商貿城市著重於截然不同類型的經濟，與它格格不入。這個危機中的各種力量雖在歐洲各地發揮作用，但在低地國特別受到共鳴，因為這個地區與封建權威的關係不深，而且當初受到伊拉斯謨將個人理性運用於信仰議題中的影響的一整個世代，如今也已經成年。

在天主教領導人和神聖羅馬帝國官員的心中，荷蘭人似乎受到一種狂熱所控制。在再洗禮派占領市政廳之後，儘管布魯塞爾的帝國勢力對異教徒遭到嚴厲起訴十分滿意，但還是不放心將自治權交給阿姆斯特丹人民。因此，他們解除當地攝政者的權力，派了一批新的「虔誠天主教徒」將之取代，而這些取代者大部分都來自外地。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出版《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  本書陳述了阿姆斯特丹在商貿、 政治歷史上的輝煌與沒落， 世界大戰的洗禮， 以及戰後文化、政治、 社會氛圍的演變脈絡， 呈現自由主義的觀念如何造就出 一座歷史上「小而偉大」的城市， 而它的獨特發展又如何進而影響現代世界， 帶動無數前衛的思想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