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則關於同理心的謊──日本醫療小說《惡醫》

久坂部羊著，姚巧梅、劉碩雅譯，《惡醫》（悪医），臺北：天下生活，2018。

※本文有論及部分劇情，請欲閱讀該書的讀者斟酌閱讀順序。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醫師的出發點，完全不帶惡意。」（頁 13）

「遇到這種惡醫，真是倒霉透頂。」（頁 16）

2018 上半年度，天下生活出版透過翻譯引介了醫師作家久坂部羊（クサカベヨウ）的兩部小說作品──分別是 2013 年出版的《惡醫》（悪医）以及 2014 年出版的《有一天，你也會遇到》（いつか、あなたも）。而本文所評介的《惡醫》，也是繼《鹿王》後第二本引介進臺灣的日本醫療小說大賞得獎作品。

本書書名隱含的是日文的雙關語（掛け言葉）──悪医（あくい［akui］）和悪意（あくい［akui］），而這兩個詞彙間的張力也形塑本書主旨：為病人著想、完全不帶惡意的醫師（医師は悪意があって言うのではない）[1]，怎麼會成為病人眼中的惡醫（最悪の医者）呢？[2]

作者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進行書寫，從兩位主角──外科醫師森川良生和胃癌末期病人小仲辰郎──的生活軌跡推動劇情發展。全書分為序章、共計七十節的主文及後記。序章以病人聽完醫師解釋病情後怒氣沖沖地從診間奪門而出開場，主文透過分節切換醫病雙方視角，描寫病人小仲後續的求醫之路和情緒的消化，以及森川醫師如何惦記著這位病人，且不時地反省自身的行醫之道，進而透過兩位主角的心境描繪對主旨進行辯證。後記則透過病人死前寄給醫師的錄音帶，將兩人未再相逢的人生再次交織在一起，進而以醫師「至少不要成為最惡劣的醫師（悪い医者）」的反省做結。[3]

如果人生像是在主題樂園玩耍…

那麼，悪医和悪意的張力究竟源自於何處？醫師最後的反省又代表什麼意義呢？我認為，可以從作者少見以全知觀點寫下的這個句子窺知：

「森川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他把現實看得太清楚了。反之，病人之所以認為病況能獲得控制，是因為他們昧於現實；這條鴻溝若無法填埋，那麼，不幸只會一再重複而已。」（頁 255）

需要注意的是，這條鴻溝的填埋，並非意味著醫師要花更多時間和心力「教化昧於現實的病人」。作者透過兩位主角和兩位配角的對話，試圖向讀者傳達這項訊息。兩位配角分別是肝癌病人（初登場於第 38 節）和森川醫師的妻子瑤子（初登場於第 4 節）。

首先在肝癌病人的部分，主角森川醫師在汲取過去病情告知的失敗經驗後，作者安排他再次說服病情與病人小仲相仿的肝癌病人。相較於過去宣告病人沒救的說詞之外，森川這次加上主題樂園的譬喻，試圖說服仍有體力活動的病人避免因堅持治療而浪費人生最後一段寶貴的時間（第 42 節）。關於主題樂園的譬喻，森川醫師是這麼說的：

「那個叫 A 的孩子，因為知道主題樂園一定會打烊，所以坐完自己想坐的飛車後，很有效率地玩遍了所有遊樂設施…心滿意足地回家。但是另一個叫B的孩子…他把該好好盡興玩樂的時間，全耗在無謂的討價還價之中。…您懂我的比喻吧？那麼叫 A 的孩子，就像放下治療的癌症病人，懂得有效利用餘生。那個叫 B 的孩子，就像是一心只想治癒的病人，反而把時間浪費在無用的治療上。這裡有兩個選擇，您認為自己是 A 還是 B 呢？」（頁 204）

然而，肝癌病人是這麼回答他的：

「（醫師）您說主題樂園有打烊時間，對吧？不過，我想去的是永不打烊的樂園！」（頁 205）

比起病人的抓錯重點，透過這場對話衝突，作者希望強調的是對於被治癒的希望，醫病之間的基本態度便不相同。這樣的差異也進一步凸顯醫療倫理上的難題：由於癌症的治療伴隨著可能致命的副作用，當什麼都不做反而可能延長病人生命時，醫師是否該為積極求生的病人繼續進行治療呢？

醫師和病人，兩條平行線？

這也是為何在這場衝突後，作者透過妻子瑤子之口說出：

「病人不懂醫生的立場；醫生也不瞭解病人的心情。如此一來，醫生與病人是兩條永遠的平行線。（頁 215）」

到這裡，讀者可能會想：「那叫醫師平常要多培養同理心阿！」然而作者給出的答案並非同理心這般教條式的答案，這也是我認為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在透過電視轉播的醫病論壇節目中，主角森川醫師是這麼說的：

「大家都以為，沒生病的醫生怎能瞭解病人真正的心情？可是，我們很努力想要理解，但大家知道嗎？悲傷、恐怖、不安、痛苦，每位病人的情緒不一，我們做醫生的當然無法理解病人每一種情緒。事實上明明有這樣理解上的落差，卻擺出一副『我很懂』的樣子，那才是欺騙！」（頁 306）

說出這句話的森川醫師，對照的是不久前透過與安寧病房主任梅川醫師的對話，察覺到自身心緒被「活夠了的感覺」襲來的病人小仲（第 63 節）。小仲也在後記中透過錄音帶對森川醫師回覆道「即使是縮短生命的治療…也有它好的一面」（頁 316）。我們可以簡單地批評說，梅川醫師是更有同理心的醫師，森川醫師不是；但我認為最恰當的說法是──梅川醫師只是恰好找到這位病人情緒線頭的醫師，雖然這樣的釋懷對病人小仲可能也只是暫時性的。

由此看來，醫生與病人似乎仍是兩條永遠的平行線。然而，我認為醫生與病人更像是兩條歪斜線[4]，森川醫師口中「至少不要成為最惡劣的醫師」的反省，意味著不要成為放棄找出兩條歪斜線最短距離的醫師，也就是那些從一開始就放棄找出病人情緒線頭的醫師。

從希望到失望的失速列車：角色設定如何推動劇情發展？

以上詳述的是關於本書主旨的辯證方式。此外，病人小仲的角色設定也是我認為值得一提的部分，正是這樣的角色設定成功地推動劇情發展。

一方面是病人小仲所得的疾病──胃癌。胃癌在日本曾位居所有癌症的發生率之首[5]，因此從 1960 年代日本便開始發展消化道鋇劑造影作為篩檢項目，發展至今已成為《老人保健法》規定下的全國性癌症篩檢項目──所有 40 歲以上的成年人都能免費篩檢。在早期發現，治癒率可達 95% 的口號下（頁 17），加重了病人小仲獲知自己癌症復發後的心理衝擊。而日本作為胃癌研究的重鎮，也使得教授為了論文資料不顧病人狀況的情節鋪陳更具有說服力。

另一方面是性格和家族狀況。臺灣媒體常提及的醫病衝突是來自高齡者子女的天邊孝子症候群／加州女兒症候群，但是本書主角病人小仲是 52 歲、單身、無子女、與原生家族（自己的妹妹）久未連絡的男性，凸顯了病人本人獨自一人求生可能導致的鑽牛角尖。整個罹病的過程，除了三位工作上的後輩探訪過一次外（第 33 節），沒有人能夠為他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直到曾為他揭露研究黑幕的護理師吉武介紹介護資源後，才有護理師的定期探訪；甚至進一步說服病人小仲參加病友聚會，打開心房；最後甚至在力勸之下和疏遠已久的妹妹聯絡，在生前完成「四道人生」的課題。

文學寫作如何剖析醫療結構議題

「複雜又無法輕易看到結局與希望，將如此深刻的主題以小說的形式，避開單純化的手法盡可能正確地記述，且不拋給讀者難解資訊，本書便是在這方面下了不少的苦工撰寫而成的小說。」[6]

除了主旨辯證和角色設定外，作者透過森川醫師和病人小仲的視野，也成功觸及許多日本當代醫療的議題──舉凡醫院的分級轉診和負責醫院制度造成照護無法連續，甚至產生醫師拋棄病人的「癌症難民」一說；醫師透過關係讓無藥可醫的家屬繼續住院；媒體報導使病人僅對醫學懷抱進步夢想，未能完整呈現醫療全貌，甚至使醫者透過置入性行銷謀取利益等等。其中也有許多醫病關係上亙古的議題──人們未能理解抗癌藥有效與否和治癒癌症之間的差異；助人工作者的工作倫理以及如何解讀善行、援助的議題。這些議題在台灣的脈絡，則有待研究者和書寫者進一步研究和闡述。

綜此，這本貼近日本社會的醫療寫實小說，除了成功為我們觸及當代醫療的議題，也為在臺灣的我們理解醫病關係多出一個清晰的圖像，尤其是醫師該如何不給予虛無希望地陪伴仍希望和疾病搏鬥的病人。而在越發對病人自主權利以及照護連續性等議題進行反省的臺灣社會，醫師和病人兩條歪斜線如何取得最短距離，也將會在政策層面和互動層面繼續成為我們思考的課題。

延伸閱讀（依照文中所提及的次序）

1. 久坂部羊著，《悪醫》，東京：朝日新聞，2017（2013）。
2. 文学賞の世界，〈日本医療小説大賞受賞作候補作一覽〉，2018。
   文章連結：http://prizesworld.com/prizes/novel/niry.htm（檢索日期：2018年6 月6日）
3. 上橋菜穗子著，詹慕如譯，《鹿王》（鹿の王），臺北：圓神，2016。
4. 郭淑珍、楊雪華、陳怡君，〈乳癌病患使用部落格的疾病經驗交流之初探〉，《台灣衛誌》33（6），2014，頁 621-636。

*本文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郭文華老師、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郭淑珍教授、成功大學醫學系孔元廷同學和說書編輯部在寫作初稿時給予的建議，也感謝朱玉琳老師、莊子平同學給予日文上的諮詢協助，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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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書頁 13，日文文庫版頁 9。

[2]中文書頁 16，日文文庫版頁 12。

[3]中文書頁 317，日文文庫版頁 353。

[4]歪斜線在立體幾何中表示兩條不相交且不平行的直線，這也意味著若從兩條直線各取一個點，這兩個點之間存在一個最小的距離。

[5]見Leung, Wai-Keung et al. (2008). Screening for gastric cancer in Asia: current evidence and practice. Lancet Oncology 9: 279-287.

[6]日文文庫版頁 357，〈解說〉，篠田節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