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陷落（二）：二戰爆發，1940年覆亡前的法蘭西

作者：洪仕翰

第一篇由此去：法國陷落（一）：國家的分裂，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崩潰之因

瀕臨內戰邊緣的 1930 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那麼一段時間，法國看起來似乎可以掙脫戰爭的陰霾。人們欣喜和平的到來，巴黎則重拾往日歐洲文化之都的光輝。然而，戰爭的遺緒並未放過法國。找上法國的第一個燙手山芋，便是瀕臨破產邊緣的財政。

任何在戰後那段時間關注政治新聞的人，都將發現，戰後的法國政府正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迭著：光是 1924 年至 1925 年，短短一年間，法國就連續換了多達七屆內閣。然而，無論哪一黨派上台，似乎都沒辦法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1]。人們於是開始對共和國、對議會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產生質疑。這種不滿的聲浪很快就在隨後降臨的經濟大恐慌中加速發酵，成為孕育極右派的溫床。

1931 年，對法國來說是個雪上加霜的一年，早已席捲全球的經濟大恐慌在這一年姍姍來遲地降臨在法國。其衝擊再次反映在政府的更迭頻率上：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內閣又有如洗牌般地連換五屆，且每次政黨輪替、就會爆發許多金融醜聞。

在這樣的氛圍下，法國的保守右派團體終於忍不住了，以愛國青年團（Jeunesses Patriotes）為首的極右翼團體，在保守軍方退伍軍人組織火十字團（Croix-de-Feu）的聲援下，決定武裝起來走上街頭，矢志「消滅共產主義與和平主義」並「導正錯誤百出的國會」[2]。

1934 年 2 月 6 日，在經過前一個月多達十幾次的街頭暴動後，上萬民示威者在保守派報紙的宣傳號召下，逐漸聚集到協和廣場，試圖衝入國會，並因而與反對者和巴黎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準備不夠充分的警方，在群眾的棍棒和石塊攻勢下遭到突破。眼看暴民即將衝入眾議院，少數驚惶失措的警察，決定開槍壓制群眾，而群眾中也有人不干示弱的回擊。

此時，眾議院內早就因為左右派互相杯葛，陷入一團混亂，總理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與其他議員，狼狽地逃離國會。不幸的是，達拉第本人在回家路上，仍舊被暴民認出，要不是憲兵隊正好馳援，法國總理只怕差一點就要被暴民給扔進塞納河。

當時政府中有人力勸驚魂未定的達拉第宣布戒嚴，並派遣軍隊鎮壓暴民。然而，達拉第本人不希望看到共和國陷入真正的內戰，更不確定當時掌管陸軍的保皇派將軍是否值得信任。於是，幾天之後，達拉第黯然宣布辭職下台。

這起政治危機總共造成了十餘人死亡、近千人受傷，堪稱法國第三共和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內戰」。由於曾親眼目睹過威瑪共和國滅亡的戲劇性過程[3]，夏伊勒在書中嚴詞抨擊法國共和派政治領袖過於溫和軟弱，譴責其不該對激進團體讓步妥協。

面對右派的挑戰，左派決定團結對抗。在經過短暫混亂的臨時政府後，包括法國共產黨在內的左派大聯盟於 1936 年組織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並重新拿回政權。人民陣線上台後，立刻推行了一連串的激進改革：包括查禁了愛國青年團、火十字團等右派團體、賦予勞工罷工權與降低工時的新勞動法、擴大公部門推動公共建設的支出、將軍火工業國有化等等。

上述舉措，毫無例外地激怒了國內的保守右派。他們很快又找到一個抒發不滿的出口。

1936 年 7 月，人民陣線剛上台不滿一年，歐洲爆發了西班牙內戰。這場內戰，在鄰居法國裡也再次點燃了茶壺內的風暴，除了使同情佛朗哥將軍的右派與支持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左派勢如水火外，亦導致左派因外交路線不合而分裂。

兩年後人民陣線土崩瓦解，留下困惑與失望的法國人民。有越來越多的法國人開始盼望，未來能有一位強人來重新團結法國。許多對政治失望的人，加入了新成立法蘭西社會黨（French Social Party），這是一個標榜法蘭西傳統價值的右派保守政黨，前身是遭到政府打壓而解散的火十字團。這個政黨的口號「勞動、家庭與祖國」，日後將成為維琪法國的國家格言。

這些自 1870 年代以來就對第三共和有諸多不滿的人，將在 1940 年法國陷落後，得到一個重新改造國家的機會。時間並不站在第三共和的捍衛者這一邊，法國那重新崛起的強鄰，已經準備準備好要替歐洲寫下新的秩序。

只要翻閱《1940：法國陷落》，隨意閱讀其中的段落，讀者都能夠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如何在夏伊勒筆下不斷在分裂中內耗。意識形態的矛盾有如一把利刃，將法蘭西第三共和切得支離破碎，削弱了法國整體的國力。

然而，這並不是第三共和國唯一的死因。分裂內耗的確削弱了法國的抵抗力，但一個抵抗力不佳的病人並不會沒來由的暴斃。儘管內部分裂嚴重，法國仍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面對強鄰入侵時，展現了團結，並在付出慘重的代價後獲得了勝利。

儘管數次瀕臨內戰邊緣，整個第三共和時期亦並未真的爆發一場內戰。所謂「法國人自己擊敗了自己」終究是一個形容詞，真正擊敗法蘭西第三共和的，還是在二十年後捲土重來的德國人。來自山的另一頭的挑戰者，這回不打算給第三共和任何機會：德國將在戰場上以遠超出時人想像的速度與方式，擊敗第三共和的捍衛者，並激化原本潛藏在檯面下的矛盾對立。

究竟為什麼在 1940 年，法蘭西第三共和會在僅僅六周內就陷落？讓我們跟隨夏伊勒的腳步，繼續看下去。

德國崛起與慕尼黑會議

正當法國為了意識形態分裂而鬧得不可開交時，其強鄰德國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納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 1933 年上台，並很快肅清異己、鞏固權力。在希特勒的帶領下，這個人口近乎法國兩倍、工業生產能力更勝一籌的國家，其對外政策正日趨軍事化與極端化。

納粹德國首先於 1933 年底退出了國際聯盟，開始大肆擴張軍備，又在 1936 年公然違反《凡爾賽條約》，派兵佔據了萊茵蘭非軍事區，並參與西班牙內戰，接著更在 1938 年，「合併」了鄰國奧地利。

由於前述作為皆未引起西方盟國的激烈反抗，食髓知味的德國很快地將目標轉向捷克斯洛伐克，宣稱其境內蘇台德區（Sudetenland）的主權，最終促成了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議。

對於不友善強鄰的崛起，隔著萊茵河相望的法國並非全然無感。然而憂心忡忡的法國人對於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回應德國的崛起，卻莫衷一是。

由於上次大戰在人命與財產上的慘重損失，法國民間瀰漫著反戰情緒。先前遭受人民陣線打壓的極右派人士，開始唱衰議會民主、主張效法希特勒的方式重整法國；勢力龐大的保守右派人士，則提倡德法友好，希望能藉此來圍堵他們眼中有可能席捲歐洲的共產主義。

左派當中，與法國共產黨決裂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則多半擁抱和平主義，而共產黨雖然主張對德國採取激進手段，但是他們的路線與莫斯科太過一致，早在西班牙內戰時，就已不得多數法國人的信任。至於其他意識到納粹崛起可能成為大問題的有識之士，則發覺自身勢單力孤。

而導致法國難以有所作為的原因，除了此種社會內部因素外，尚有外部因素，也就是其重要盟邦大英帝國的態度。前次大戰的經驗使法國人認識到，如果沒辦法獲得英國的鼎力支持，法國將難以單獨對抗德國的挑戰。

然而，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1930 年代的英國，對外正奉行著綏靖主義（appeasement，或稱姑息主義），其討好德國的程度，比起法國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樣的情境下，法國也只得跟著對崛起中的德國採取綏靖主義。

法國的態度，將在隨後到來的慕尼黑會議中，遭到極大的考驗。

1938 年 9 月 12 日，希特勒在紐倫堡閱兵的演說上，指控捷克共和國迫害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並要求捷克政府賦予這群人自決權，讓他們能夠回歸德國。

隔天，受到演說煽動的部分蘇台德區居民，在德國的暗中支持下發動武裝起義。捷克政府隨即宣布戒嚴，並派遣軍隊前往蘇台德區弭平叛亂。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與數百人受傷，歐洲的緊張情勢瞬間升高，德國秘密動員準備入侵捷克，而與捷克訂有互保協議的法國，也發布了部分動員令、開始召集後備軍人。

眼看雙方已箭在弦上，大戰似乎一觸即發。就在這個節骨眼，納粹德國透過義大利從中「協調」，向深恐戰爭爆發的西方盟國遞出了「友善的提議」，四國領袖遂在慕尼黑召開了商討蘇台德區命運的會議。

事後來看，當時的緊張局勢有如「膽小鬼遊戲」：一邊是亟欲擴張且無懼戰爭的納粹德國，另一邊則是極力避戰的西方民主國家。希特勒大膽地下注，賭英法兩國會為了避免戰爭，放棄履行他們對捷克政府的約定，而他賭贏了。

儘管法國總理達拉第曾經如此公開呼籲：

今天捷克受威脅，明天就輪到波蘭與羅馬尼亞，德國取得所需的石油、小麥後，就會向西攻擊。當然，我們必須更加努力避免戰爭，但唯一的方法就是英、法團結，阻止布拉格再讓步，同時宣布英、法將捍衛捷克的獨立。反之，若西方強權再次屈從，只會使欲避免的戰爭加速爆發。

然而，在國內反戰聲浪高漲，與同樣想避免戰爭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堅持下，達拉第本人也沒能堅持住原先的強硬立場。慕尼黑會議的結果，正是西方強權再次屈從於納粹德國的要求下，簽署協定將蘇台德區交給德國。達拉第不幸地一語成讖。

諷刺的是，當慕尼黑會議的結果傳到法國時，分裂的法國卻展現了空前的團結，國內媒體不分黨派皆對《慕尼黑協定》額手稱慶。「我們避掉了戰爭，躲過了災禍。」人民陣線的領袖萊昂・布姆魯（Léon Blum）在左派報紙《人民報》上評論道：「人人都能重返工作岡位，再度安眠。」右派報紙同樣也沉浸在贏得和平的喜悅中，巴黎最大報《小巴黎人》報甚至寫道：「《慕尼黑協定》是法國高超堅定的外交策略所取得的成就。[4]」

《慕尼黑協定》簽署時，夏伊勒正好待在巴黎，他批評道：「法國社會主義分子滿懷和平主義，法國右派不是法西斯分子，就是失敗主義者。」或許是因為身為事件當下見證人的身分，又或許是受到對綏靖主義大力批判的戰後政治氛圍影響，夏伊勒對於當年法國人的決定，難以抱持同情式的理解。他用了近半本書的篇幅，描繪慕尼黑會議的始末，並大力抨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夏伊勒認為，西方國家在最後關頭選擇了退縮，犧牲的將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中歐國家，而是西方國家自身的道德勇氣，以及使西方國家失去了與蘇聯合作圍堵納粹德國的機會。慕尼黑會議抹煞了西方盟國與蘇聯間僅存的互信，並使後者認知到與希特勒合作或許更能確保其自身的利益。是以蘇聯很快就調整其外交政策，轉而與納粹德國達成了瓜分波蘭的協議。

看在夏伊勒眼中，由於西方領袖的懦弱膽怯、不切實際，以及法國人民苟且偷安的心態，慕尼黑會議將使法國在即將到來的二次世界大戰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夏伊勒最後寫道：

（《慕尼黑協定》）替法國（第三共和）敲了喪鐘。[5]

二戰爆發與奇怪的戰爭

和平主義的幻夢終究還是破碎了，而且還是被人狠狠地敲碎。慕尼黑協定的幾個月後，德國就公然違反協定，吞併了孤立無援的捷克斯洛伐克，並將侵略目標轉往波蘭。自覺受騙上當的西方盟國，此刻才開始想要尋求俄國人的幫助；然而，納粹早已搶先一步，與史達林達成互不侵犯與瓜分東歐的協議。驚恐的法國政府明白戰爭已難以避免，只得跟著英國一同保障波蘭獨立來亡羊補牢。

此舉再度撕裂法國社會，法國極右派與他們（或許有些荒謬）的新盟友共產黨極力反對，希望「不計一切代價保住和平」，保守右派勢力則一分為二，猶豫不決。正如同夏伊勒所觀察的，與前一次大戰爆發前的形勢相比，此刻的法國顯得「更虛弱、更分裂、更沒信心。[6]」

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入侵波蘭。兩天後，法國跟在盟友英國後頭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爆發。

從二戰爆發到隔年 5 月這段時間內，西方盟國除了曾短暫地對萊茵河彼端的敵人發起試探性攻擊外，幾乎可以說是按兵不動。英國人稱這樣的情況為「假戰」，而法國人則稱之為「怪戰」（Drôle de guerre）。前次大戰那種如屠宰場般的血腥壕溝戰並未發生，戰前西方盟國十分擔憂的大規模空襲也並未到來。在山的另一頭，德國人按兵不動的原因很單純，因為他們必須要優先解決東方的波蘭，以避免兩面作戰，然後再尋求合適的時機將矛頭轉向西方。

然而，在山這一邊的法國，其按兵不動的原因就複雜許多。

儘管法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但是舉國上下仍有不少人存有僥倖心態。正如一位內閣閣員在日記中指出的「參戰的法國並不相信戰爭。[7]」，儘管戰爭預算案在國會內已獲得通過，但仍然有政治人物在吵著宣戰合憲與否的問題；儘管已經參戰，但內部分裂的法國，卻遲遲沒有辦法如上次大戰般，組成跨黨派的聯合政府；儘管已經參戰，但許多軍方與政府代表人物一心想的，仍是如何避免殘酷的戰火燒到法國境內。

法國政府對自身的馬其諾防線寄予厚望，認為這座在戰前花費了大量國防預算與人力，在德法邊界上所修築的史上最大要塞結構群，可以有效阻止德國人的入侵。後世有一些軍事史家，將這種法國試圖將戰火阻絕在境外以求自保的心態稱之為「馬奇諾心態[8]」（Maginot mentality）。

當然，馬其諾防線並非沒有缺點。法國人自己也知道，這條法國版的萬里長城並不夠長，它只涵蓋了法國與德國直接相接的領土，而沒有延伸到法國與中立國比利時的交界地帶。然而，沒有參戰的比利時拒絕西方盟軍穿越自己的國界，深恐此舉將會破壞自身的中立而激怒德國人。但是，法國人也沒有辦法在法、比邊界修築馬其諾般的防線，因為此舉將會被視為拋棄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的舉動。

由於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便是從比利時這個地方攻進法國境內，是以法國軍方所想出的應對之法，是把自己的精銳部隊放在法、比邊界處，一待德國炮製上次大戰的計畫入侵比利時後，法軍便會將精銳投入比利時境內，與友軍一道將德國阻擋在法國領土之外。

毫無疑問，這樣的計畫將使得盟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只不過法國的決策者有很好的理由說服自己這麼做。法國與德國不同，較晚才開始重整軍備，且本身的人力與天然資源也不如德國豐富。如果要與德國打一場長期的消耗大戰，法國會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從其殖民帝國和海外盟友集結到所需的資源與兵力。更何況，英法兩國也不願意主動破壞比利時的中立。這些因素都加強了法國採取不主動攻擊德國、「決戰於境外」政策的誘因。

第三篇由此去：法國陷落（三）：如何讓自由民主的國度不淪為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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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200。

[2]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298。

[3]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328-329。

[4]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卷二：和平主義的幻夢》，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114。

[5]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卷二：和平主義的幻夢》，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126。

[6]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卷二：和平主義的幻夢》，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175。

[7]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卷二：和平主義的幻夢》，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294。

[8] 這種心態還展現在其他的軍事部署上，例如出於擔心遭到德國空軍的報復，法國政府不願意讓自己的空軍先發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