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陷落(一):國家的分裂,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崩潰之因

作者:洪仕翰

1940 年 6 月的法國,正逢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氣候最美好的夏天,「陽光燦爛,萬里無雲,冷熱適中。」然而對正處在亡國邊緣的法國人來說,這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黑暗的一個季節。

這是《1940:法國陷落》的開場,亦是本書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的親身回憶。夏伊勒當時正好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駐德特派記者,因而可以擔任歷史的見證者、隨同進擊的德軍進入巴黎。

今天,我們可以透過夏伊勒筆下生動的文字,一窺當時巴黎人民的處境:盟友比利時已經宣布投降,英國遠征軍則大多自敦克爾克撤離,留下孤立無援的法軍做最後的掙扎,而突破索姆河與埃納河防線的德軍正直撲巴黎而來。甫經重組的法國政府決定連夜出逃,數百萬倉皇失措的巴黎市民,則試圖跟在政府後頭逃難,巴黎街頭頓時人去樓空。曾經是歐陸頭號軍事強權的法國,遭遇了無可挽回的軍事失敗。

一個禮拜後,法國宛如遭到羞辱般,在上次大戰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的同樣一節火車車廂裡,簽署了自己的停戰協定。

我感覺此時此刻法國社會徹底瓦解了,軍隊、政府、民心都渙散了。實在駭人之至,令人感覺難以置信。

夏伊勒在《1940:法國陷落》中如此回憶道。[1]

但這些都還不是最駭人的。相較於倏然戰敗與簽署停戰協議,真正讓夏伊勒震驚的,是接下來法國人決定揚棄自己民主自由的建制,擁抱威權獨裁。在 7 月 10 日這一天,除了少數流亡北非的主戰派議員外,法國國民議會的議員們陸續聚集在維琪──一座以溫泉出名的小鎮,並投票賦予了高齡八十四歲的一戰英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1856-1951)至高無上的權力。

菲利普・貝當被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後為法國維琪政府的總理。(Source:Wikipedia

在貝當的帶領下,新成立的維琪政府開始推動國家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來重建法國,包括廢除國民議會與第三共和國憲法,以及實施一連串壓制言論自由的舉措。除了政治層面以外,亦加強國家對經濟、宗教與社會等各層面的管控。法國的國家格言更從自由、平等、博愛被置換成了勞動、家庭與祖國(Travail, Famille, Patrie)。

這種毅然決然放棄共和體制的行為即便在當時也顯得極不尋常:法國是在當時受納粹侵略的國家裡面,唯一一個政府沒有流亡海外、繼續抵抗,但卻自毀建制的國家[2]。用夏伊勒的說法來形容,法國人自己在戰敗後「切腹自殺」了[3]。這個從 1870 年開始算起,已經有七十年歷史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連同其所提倡的現代精神,至此走入了歷史。

為什麼曾經強盛的法蘭西第三共和會在短短的六週內即亡國?法國不是成功地在上一場大戰中阻擋德國的凌厲攻勢,並一躍成為歐洲頭號軍事強權嗎?而又是什麼原因,讓一向自豪的法國人,在戰敗後選擇毀棄自身建制、宣判共和制度的死刑?這些是夏伊勒在《1940:法國陷落》一書中試圖回答的問題。[4]

誰該為法國覆亡負責?

夏伊勒並不是第一個試圖替共和國的毀滅提出解釋的人。早在 1940 年、法國戰敗與維琪政權成立的那一刻起,這個問題便有如幽靈般,徘徊在法國人心中。由於 1940 年法國的戰敗實在太過震撼,多數法國人都認為,法國自身從內部出了問題,也就是:法軍的戰敗不是個短期、突發的現象,而是因為法國這個國家整體幾十年下來,在包括政治、軍事、經濟乃至社會文化等各層面皆逐漸衰弱,此消彼長下,才會導致 1940 年的失敗。

馬克・布洛克在《奇怪的戰敗》中指出法國人不僅在軍事領域,在智識層面上也輸給了德國。

法國年鑑學派開山祖師的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是最早懷抱此種想法的人之一。他在自己那本以當事人身分寫於二戰時期的《奇怪的戰敗》中,就明白指出:「德國人的勝利從本質上說,是知識上的勝利」,而且法國人並不僅是在軍事領域被德國人給勝過,而是在整個智識層面上都輸給了德國人。

我們的士兵被打敗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讓自己太容易就被打敗,首先因為我們想得遲了。[5]

在歷史學家布洛克眼中,擊敗法國的其實不是德國人,而是法國人自己。

雖然這種說法幾乎已是當時法國人的「共識」,但法國人對於什麼才是導致自身衰弱的原因,依舊莫衷一是。保守右派人士,特別是維琪政府的擁護者,往往將衰弱與不團結的責任,歸咎於第三共和時期政客與媒體的腐敗、和平主義份子和工會聯盟所引發的社會動亂、對天主教信仰的不虔誠等。

另一方面,左派人士、共和主義者與戴高樂的自由法國代表們,則出於各自不同的理由,將矛頭指向法國最高指揮部中,那群沒辦法認識到現代技術的保守老人、阻礙進步的保守宗教、擴大貧富差距的財團,與親德極右團體從中作梗。

為了替政權的淪亡追究政治責任,意識形態對立的兩端,互相指責對方才是導致法國覆亡的元兇。[6]

從 1925 年到 1930 年,夏伊勒於巴黎擔任記者,在二戰前仍不斷往來德國與法國兩地之間。在他這個旁觀者看來,共和國內部此種水火不容的分裂,似乎正是導致其衰弱的原因。

1940 年在貢比涅報導法國簽署停戰協定的威廉・夏伊勒(右)。(Source:by Bundesarchiv, Bild, via Wikipedia)

1969 年,也就是布洛克《奇怪的戰敗》成書逾二十五年後,開始蒐集史料進行書寫的夏伊勒,想必也憶起了當年在法國時目睹的種種分裂與矛盾。是以,他在書中序言中,寫下了自己對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觀察與批判:

國內爭吵分裂;政府在外交、內政、軍事上推動令人費解的愚昧政策;領導人無能;新聞界貪汙腐敗;人民日趨困惑絕望、漠不關心。凡此種種因素,漸漸削弱法國國力。[7]

聽起來有沒有很耳熟?

夏伊勒接著引用孟德斯鳩來說明自己的論點:「若一場戰役的傷害,亦即特定原因,造成一國滅亡,那肯定還有總體原因,早就決定該國將在一場戰役中滅亡。」[8]。與布洛克所見略同,夏伊勒認為的「特定原因」,是爆發於1940年西線戰役上的軍事失利;但更重要的總體原因,則是法國內部的衰弱──因為分裂而導致的衰弱。在他看來,這個分裂的種子老早就已經埋下,甚至可以追溯至 1870 年、第三共和成立之初

分裂的共和國

夏伊勒筆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打從誕生之初就是喧囂而分裂的。1870 年,普法戰爭導致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垮台後,法國國民會議的代表並未立刻就擁抱共和政體。事實上,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仍擁戴君主制度。

然而,由於波旁王朝、奧爾良王朝與波拿巴王朝的支持者們,對於新王室人選僵持不下,共和制度才成了一個各方妥協的折衷方案。即便如此,法國人仍舊又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經過多次保皇派與共和派的政爭後,才在 1877 年確立了自己的共和政體,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

即便如此,第三共和初期的政治依舊十分不穩定,內閣更迭之速,達到平均每年改朝換代兩次。夏伊勒認為,政局之所以會如此不穩,主要是因為當時反對共和體制的右翼保守派、軍方、天主教會這「三位一體」,在社會上仍握有相當的權力,且一有機會,就尋求「復辟」。

第三共和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危機是布朗熱事件。1886 年,原先被認為支持共和體制的喬治・布朗熱將軍(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在當時剛站穩腳跟的眾議院領袖克里蒙梭支持下出任法國軍事部長,主導軍事改革,包括除去軍中保皇派。

法蘭斯第三共和所遭遇的第一個危機,即是布朗熱事件。圖為喬治・布朗熱。(Source:Wikipedia)

然而,共和派的議員們很快就發現,布朗熱將軍實在太受歡迎:不只是右派軍人與保守政治家支持他,就連勞工階級都成了這位改革者的擁護者,希望他能帶領法國,一掃普法戰爭的陰霾。

隨著布朗熱的權勢越來越大,議會共和派也就越擔心。對他們來說,拿破崙叔姪所遺留的英雄獨裁者形象並未遠去,而布朗熱似乎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軍事獨裁者。

不過,對共和派來說幸運的是,這個危機最後草草落幕:布朗熱本人並沒有發動政變的膽量。在遭到議會以叛國罪名指控後,逃離巴黎的布朗熱將軍,決定自我了斷。布朗熱事件雖然沒有摧毀共和制度,但是布朗熱將軍的支持者不願認栽。他們很快就等到了另一個挑戰第三共和的機會,那就是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

德雷弗在罪證不足的狀況下,被以叛國罪名監禁在海外小島。圖為 1898 年在魔鬼島上的德雷弗。(Source:Wikipedia)

1894 年 10 月,一名叫做阿佛列・德雷弗(Alfred Dreyfus)的猶太裔法國陸軍上尉遭到逮捕,並被指控洩漏軍事機密給德國,這起日後稱之為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的案子,很快就引爆了法國上下的敏感神經。國族主義的同仇敵愾配上當時普遍瀰漫的反猶風氣,法國社會一時群情激憤,新聞媒體則在背後推波助瀾,製造各種聳動的故事。軍方更欲尋找替罪羔羊,以掩蓋內部醜聞,德雷弗因此在罪證不足的狀況下,仍然被以叛國罪名,終身監禁在海外小島。

案情卻在兩年後出現戲劇性的轉折。在德雷弗的家人與部分共和派政治領袖的奔走下,重啟審判的呼聲甚囂塵上。整起事件很快就演變成一場延續多年的政治鬥爭,一方是威信遭受挑戰的軍方保守派,和反猶太的天主教會人士;另一方則是打著正義大旗的左翼激進共和派。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左派政府上台、平反德雷弗後,整起事件才平息,但法國的社會已經被深深撕裂。原先人人喊殺的階下囚,成了國家英雄,而入人於罪的軍方,則顏面掃地。

經過德雷弗事件以後,激進共和派等左派與保守右派之間的仇恨「已加深到幾乎無法冰解凍釋,雙方看似生活在兩個敵對日深的不同世界,不僅在政治上不和,對道德與宗教的根本態度也歧異。」正如夏伊勒指出的,儘管共和國體制又一次跨過危機後,看起來更形鞏固,但每一次危機,都只是更加深法國人的分裂程度。在政爭中失敗的一方心懷怨懟,沉潛起來、隨時都在等待反撲的時機[9]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 1914 年爆發,突然降臨的戰火,令法國人不得不暫時團結對外,並在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後獲得了勝利。鐵血獨裁的德意志帝國,在戰後土崩瓦解,法國一躍成為歐陸最強的國家。表面上看來,這似乎證明了法蘭西的民主共和路線正確。

然而,在這個夏伊勒稱之為「第三共和國最光榮的時刻」背後,卻潛伏著許多令人憂心的危機。這場大戰摧毀法國人近三分之一的家園、失去十分之一的總人口,並讓他們背負了難以計數的戰爭債務。對從誕生之初就飽受波折的法蘭西第三共和來說,最大的考驗,才正要到來。

第二篇由此去:法國陷落(二):二戰爆發,1940年覆亡前的法蘭西
第三篇由此去:法國陷落(三):如何讓自由民主的國度不淪為幻夢?

[1]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18。

[2] 當時受到侵略的國家包括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法國,其中只有丹麥政府與法國一樣沒有選擇流亡海外。但值得注意的是,丹麥政府在納粹佔領時期仍致力維持其原本的議會民主建制,直至戰爭晚期被德國強制解散為止。

[3]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31。

[4] 雖然中譯書名叫做《1940 年法國陷落》,但原文書名即為第三共和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An Inquiry into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旨在探討法蘭西第三共和(1870-1940)覆亡的原因。

[5]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著,陸元昶譯,《奇怪的戰敗》,臺北:五南,2014,頁55、68、172。

[6] 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188-197.

[7]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8。

[8]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14。

[9]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高紫文譯,《1940:法國陷落》,臺北:左岸文化,2014,頁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