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線支配的現代性── 讀《博覽會的政治學》

近年來「看展」不只是文青必備的行程,更是全民運動,像是每年擠得水洩不通的台灣燈會、不知是人看花還是花看人的 2010 年臺北世界花卉博覽會,或者同年夏天大家一起飛去上海排隊的世界博覽會。

或者是,每到長假觀光客湧入國內外各大觀光城市的景象,拿著相機與記事本的文青、提著大袋小包戰利品的血拚族、還有留下垃圾與塗鴉的奧客,紛紛繞著猶如展品的名勝古蹟流連,整個城市宛若展覽會場。究竟,這些場景是如何誕生的?

其實,這樣的經驗在人類歷史上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距今還不到兩百年!

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將博覽會跳脫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討論框架,作者吉見俊哉藉由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空間、視覺、權力與知識的洞見,透過微觀政治學分析豐富的博覽會史料,將博覽會置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的脈絡,拓展出博覽會作為「現代」標誌的概念,並描繪博覽會襲捲全球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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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下的「展覽」到消費主義下的「展演」

世界,一直被「發現」。

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歐洲各國致力於發現世界,也將世界以標本的形式帶回歐洲,以博物學的知識將標本重新編排,重新在歐洲呈現世界,在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作用下,建構出所謂的現代。

如果我們參觀博物館時,多留心展場的空間安排,不難發現「視覺支配」的現象,將萬事萬物分門別類、依次依序地擺入實體展架,企圖安排這個世界的萬物。過去的歐洲帝國也曾以高低優劣的方式,將人種與文化擺放到展架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人工製程,產品因而可快速生產。為加速商品的銷售,在十八世紀末,「博覽會」—此新型資本主義的祭典逐漸成形。法國大革命後的 1798 年,法國舉辦了史上第一次產業博覽會,除了商品販售,也具有教化工業廠商及慶祝大革命的用意,不論是會場(戰神廣場)意義,或是建設預算,都與國家密切相關,一個想讓人民知道政府很厲害的概念。

儘管時至十九世紀中葉,博覽會在法國與歐陸各國已行之有年,但最早的萬國博覽會必然在工業發展高度領先的英國展開。1851 年,倫敦水晶宮萬國博覽會空前的吸引 600 萬參觀人次,不僅會場內是個被觀看的商品世界,會場的建築本身──由玻璃與鋼筋構成的水晶宮,亦是工業實力象徵的展示。

座落在倫敦海德公園的水晶宮。 (Source: wikipedia)
座落在倫敦海德公園的水晶宮。
(Source: wikipedia)
萬國工業博覽會一景。 (Source: wikipedia)
萬國工業博覽會一景。
(Source: wikipedia)

倫敦萬國博覽會一舉成名,打趴傳統博覽會的消息很快地就風靡歐美各國,展場從毫無分類的擺放,變成依博物學知識所再編的空間,規模也從單一建築變成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博覽會,博覽會都市儼然成形。法國在 1855 年的巴黎萬博會以香榭麗舍為會場,此處亦是巴黎都市計劃的中心,香榭大道附近的凱旋門、歌劇院、廣場、圓環,都讓都市成為博覽會的舞台,特別是圓環的設計,那是透過長而連續的道路所產生的開闊視覺,是一種透視法的呈現,猶如外科手術般,將原本黑暗、封閉、充滿犯罪的地區打開,為巴黎引入明亮的光線。

博覽會同樣也影響現代百貨公司的形成。1860 年代蓬勃發展的百貨公司雛形,作者認為是孕育自 1830 年代巴黎到處可見的「新奇商店」(magasin de nouveautés),從販售單類產品的小店,逐漸發展成各式各樣商品的百貨公司。然而,現代百貨公司攤位擺設以及光彩奪目的建築設計的概念源頭,就要回溯到 1869 年走在時代尖端的潮店──法國玻馬舍百貨(Le Bon Marché)。

法國玻馬舍百貨建造時,老闆薄希可(Aristide Boucicaut)找來設計師,將賣場設計成接近倫敦萬博水晶宮展場那樣鐵架玻璃的巨大空間,這種鋼鐵與玻璃、光線與視線交錯的奇異空間,與倫敦水晶萬博會的體驗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博覽會與百貨公司以商品的陳列來成現,使我們有身處遙遠國度、夢幻世界的錯覺。在帝國主義崩解、殖民主義消失的今天,我們還是可在逛百貨公司時感受博覽會的氛圍。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Source: wikipedia)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Source: wikipedia)

從粉絲到偶像的日本,做為文明開化的博覽會

話說 1862 年,德川幕府為了讓歐洲諸國承認江戶、大阪、兵庫、新瀉的延後開市開港,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前往歐洲,日後明治維新時期提倡「文明開化」的福澤諭吉,恰巧是使節團的成員之一。一行人抵達倫敦時,剛好是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之日,使節團一行人便穿著日本江戶時期武家的半正式禮服「紋付羽織袴」出席開幕儀式,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日本的「特異」意外成為博覽會的展品之一。

但日本人的穿著也不是沒有負評,如同薩伊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便指出,所謂的東方,是歐洲對東方想像的再現,使節團在巴黎謁見拿破崙三世時,就有傳出他們身上穿的不是「金線縫製或是織繡詭異龍紋圖樣」的中國服裝,而是「狩衣與烏帽子」的日本傳統服飾,法國人因而感到失望。換言之,日本人成為歐洲帝國所觀看的對象,也被編入帝國展示的空間。同樣的,日本也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歐洲,日後更多次派遣使節參加 1867 年巴黎萬博和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博,像是個追星的小粉絲。

究竟,參加過三屆萬國博覽會的日本,在博覽會上觀察到了什麼?

作者就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內容分析,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是開化民智的重要關鍵,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瀏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具有「眼目教化」的功能。藉由系統化的知識,將視線再編,以達到文明開化、現代化之目的,這也影響到日後日本一系列以文明開化為號召所舉辦的博覽會,甚至是將殖民地也納入博覽會的動員行列。

博覽會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博覽會使科技、國家的發展,帝國的擴張全部合為一體,帝國獲取殖民地,將殖民地於博覽會中展示,不只滿足帝國內民眾獵奇的心態,更凸顯帝國人民的優越性。另外,經由展場空間與視線的安排,帝國也將其世界觀傳遞給其國民,如同 1889 年巴黎萬博就再現了殖民地聚落,那些符合殖民主義視線的「人種」具有的「卑劣性」,透過民族學式的實物展示被觀眾「發現」。

身為博覽會鐵粉的日本,不管是客場或是主場的博覽會,皆依循帝國的教條,將有日本特色的工業產品、農產品送至萬博參展,還將愛奴人送去參展。清日戰爭以後,日本館的展覽位置安排離歐美大國越來越近,到日俄戰爭前夕時,日本館已在亞洲各國之首、歐美之後,象徵白人優越主義將「日本」當成「東方的希臘」,納進其優越主義的框架。日本國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也仿造萬國博覽會的模式,設立的台灣館、滿州館、朝鮮館等殖民地展館,將各地的農工產品、生活器具、甚至將原住民 live 生活秀搬至博覽會會場。

從 1862 年的被萬國博覽會展示,到 1940 年主辦東京萬國博覽會,日本先是繳學費向歐美取經,在追趕文明開化的現代性中,逐漸成為現代性在東亞的代言人,進而定義日本帝國的現代性:博覽會是帝國主義的祭典,也是現代性的象徵。

那麼,台灣呢?

做為一位社會學者,吉見俊哉試圖透過博覽會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其豐富的資料以及對現代性的論證,影響了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曾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

舉例來說,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便是在本書的基礎上,以勸業共進會、始政四十週年暨年台灣博覽會為例,探究展示台灣與殖民統治的關聯、殖民者建構何種「臺灣」的形象,以及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透過何種殖民知識來建構此形象、被殖民者如何理解博覽會所建構的形象。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另外,吉見俊哉也提到博覽會與鐵路結合後,更刺激了觀光旅遊,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便是結合吉見俊哉與呂紹理對旅遊、展示與權力的觀點,提出帝國皇族到殖民地旅行時,殖民政府的作為是有「向上展示與向下展示」的現象,對皇族展現其政績對被殖民者展示帝國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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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

自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後,博覽會成為現代化成就的象徵,透過國家或資本家的精心設計,不僅向國際展示,也向一般民眾展演,更讓人民將參加博覽會視為現代人的行為之一。

最後,本書內容之豐富、論證之精采,不僅可進行跨領域的對話,更歡迎不同興趣的讀者跨越時空進入各個萬國博覽會,必定能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相遇,如果更深入地閱讀,你將會發現這本書亦是博覽會的博覽會。


延伸閱讀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頁65-12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台北:玉山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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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串鈴的吟遊者

持串鈴的吟遊者

雖是中西醫學雙主修,但對長時間拿蛇杖有些過敏,偏好不務正業地持串鈴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吟遊走唱,喜歡在書肆、藥肆和廟埕採集故事,也樂於分享藥簍中的奇聞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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