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帝國辯護的男人:尼爾.弗格森的歷史學

作者:林志龍(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歷史學研究的發端

尼爾•弗格森(Niall Campbell Douglas Ferguson),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這位蘇格蘭人的家族成員百年來分居美國與大英國協地區,家族出走海外以及無神論者的背景或許養成了他部份智識背景。弗格森感覺孩童時期他的故鄉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紀的光景,並未受到太多二十世紀科技的衝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啟發了他對歷史的興趣。

他立志成為一個專業歷史研究學者,在劍橋或牛津大學度過一生。他取得半額獎學金進入牛津研讀歷史,1989年以”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Hamburg 1914-1924”獲得博士學位。漢堡自中世紀便是北日耳曼重要港口,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賠償與重建對當地工商業的衝擊自是有挑戰性的研究題目,弗格森也趁此機會閱覽重要金融世家的私人文獻,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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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弗格森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mittee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mittee,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5941895

戰爭與經濟的關係

弗格森取得學位之後,任職於劍橋大學,同時修訂學位論文預備出版。弗格森進一步從學位論文的龐大內容探索他有興趣的議題。無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弗格森的史學研究佔有重要的地位,剛剛取得學位之後的首篇專書評論便是討論經濟史大家歐佛(Avner Offer)1989年問世的名著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歐佛認為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擊敗德國的至要關鍵之一在於英國能夠確保海外輸入民生物資,德國卻受苦於海上封鎖,弗格森並不全然滿意這個論點。

1992年他進一步發表長篇書評,評介十餘本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之間出版的一次大戰起源專著。多年來,對於歐戰的起源,除了卡爾( E H Carr)和泰勒(A J P Taylor)對過程戲劇性的分析之外,馬克思主義者以為戰事爆發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過度擴張的必然結果,也有學者以為是德國軍國主義的侵略計劃,由後者來看,英國便是從事一場師出有名的正義之戰。

弗格森既然不滿意歐戰決勝點是經濟資源運輸的說法,也認為德國軍事侵略計劃引發大戰的證據不夠周全,便參考1962年杜克曼(Barbara W. Tuchman)出版的 The Guns of August,提出1914年夏天德國自知實力不足,軍事威脅不過是在威嚇對手,當時的英國自由黨內閣正逢國內不滿,便誇大對手實力要求開戰以求保全政權。

換句話說,弗格森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英國更需要負責,這種說法涉及探討決策者性格,是具有相當爭議性的論調,不過2013年已經另有學者麥米津(Sean McMeekin)出版 July 1914 ,強調政治人物的失職,附和弗格森的說法。除了翻案觀點以外,弗格森此時的論文已經出現未來專書的雛形與理念。

1914年對德國宣戰的英國首相H. H. 阿斯奎斯(H. H. Asquith,1852-1928),後被封為牛津伯爵。照片由 George Charles Beresford攝於1908年,圖片來源: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914年對德國宣戰的英國首相H. H. 阿斯奎斯(H. H. Asquith,1852-1928),後被封為牛津伯爵。照片由
George Charles Beresford攝於1908年,圖片來源: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之外,弗格森的學位論文在1995年大幅修訂後出版,Paper and Iron: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該書甫出版便受到學界好評,筆者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博爾德斯登(Theo Balderston)為研究德國1920年代貨幣政策權威,便撰寫書評推崇弗格森的研究。

弗格森發現漢堡金融圈為了保持自身實力,力抗戰後可能解決賠償問題的德國馬克貶值政策,經濟學家憂慮的惡性通貨膨脹僅是德國威嚇戰勝國的手段,使得賠款條件放寬,物價飛漲在經濟大恐慌發生之前並未長期存在,但是放棄貨幣寬鬆政策也使得擴大公共投資的重建工作無從落實,與外國的賠償談判壓力加上蕭條的經濟成為德國公眾心中的陰影,最後被納粹黨利用大肆宣傳。

弗格森這本著作名列英國通俗史學雜誌History Today年度十大好書,建立了他經濟史新秀的地位,從本書也可窺見他強調金融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多年來這都是他不變的觀點。Paper and Iron雖然在學界引起熱烈迴響,但仍是銷路有限的高價學術專著,遲至2002年才發行平價平裝本。不過,弗格森此時已經嶄露出吸引一般讀者的魅力。

1997年,弗格森一本他論述中偶爾出現的「自問自答」風格,例如「如果1914年夏天英國沒有對德國宣戰,會不會有戰爭發生?」,與同好出版了專題研究Virtual History: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2011年在Civilization一書中,弗格森透露了他對這種自問自答詮釋史學的想法,他以為經過分析大量歷史個案,歷史學家可以提出普遍定律,回答有待解釋的事件發展,或是透過想像來重新建構歷史事件,這說明了他何以對「反事實」的論證情有獨鍾。

反事實論述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有極大的爭議,但是市場銷路證實此類書籍的出版價值。今年(2014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英國媒體衛報便在2013年刊載專文”what if the Germans had won the First World War?”,2014年1月更有政治學者Richard Ned Lebow出版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Lives ,「預言」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球發展。弗格森專長經濟史,也捕捉到資本主義市場的脈動。

金錢是否萬能?

弗格森經過多年與金融界的往來,想必取得相當的信任,獲得羅斯柴爾德家族首度大幅公開家族文獻提供學術研究,1998年弗格森出版超過千頁的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child。這套獲得企業史首獎的鉅著不僅討論這個猶太銀行家族憑據獨到的政商關係在歐洲的興起,也討論不同經營策略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以西班牙作為投資美洲的基地,結果擴張有限。

弗格森的金融世家傳記也不僅是經濟史研究,也是數百年的歐洲社會文化史,他描述了一個擁有大筆財富的猶太家族如何面取得社會認同,以及如何與主流族群相處,甚至部份家族成員融入主流文化的過程,筆者以為這是弗格森至今最好的研究。

Paper and Iron 一書雖也討論了漢堡港市從十九世紀末到1920年代的變遷,但透過一個家族成員散佈各地,目睹世界變局更是一件浩大的寫作工程。弗格森藉由此書,證明了他有處理宏觀格局的研究能力。

1900-1914年之間的漢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900-1914年之間的漢堡,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10年弗格森為另一金融世家瓦堡(Warburg)重要成員齊格蒙爵士(Sir Siegmund Warburg, 1902-1982)立傳,High Financier 除了收錄弗格森前一年發表的學術論文,透露齊格蒙爵士對於歐盟整合的貢獻之外,瓦堡家族的金融版圖似乎仍有許多有待學界探索之處。[1]

與寫作銀行家族史的同時,弗格森並沒有忘記戰爭的研究,The Pity of War, 1914-1918 (繁體漢語譯本由廣場出版,書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戰爭的悲憐》)。弗格森將戰爭視為許多人的歷史記憶,同時不忘反省「戰爭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這本書可以視為弗格森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詮釋,也不免受到多年對於二十世紀初期英德金融與國際關係深入研究的影響。

在軍事外交方面,弗格森重複了他的「英國責任論」以及媒體對輿論的推波助瀾。或許是因為對英德兩國較有研究,他的開戰過程論被批評為太專注於英德兩國互動,而忽略了其他強權的角色。[2] 而在德國戰敗原因方面,弗格森發揮了他對金融市場的熟悉,他除了引用筆者恩師的研究,說明英國金融市場靈活的舉債能力優於德國。[3] 弗格森進一步證明德國是輸在財政而不是軍力或戰鬥力,因為他計算出德軍的平均殺敵效率高於對手。換句話說,德國政府對士兵的低投資反映了財政窘境。

弗格森在這本書討論了戰場上的人性與屠殺,最後摘要了Paper and Iron 有關德國戰敗賠款的問題,也替他之後的研究埋下伏筆。弗格森從本書開始,開始跳脫學術論文的筆法,開始以生動活潑的詞句,或者是花俏的案例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應該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一般讀者。弗格森並不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在接下來的十年擴大這本書的架構,勾勒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世界衝突。

如果英國最後能在一次大戰擊敗德國憑藉的是較強大的經濟能力,這是否意味著「金錢萬能」?從弗格森之前的研究,好像都給予金融市場高度的評價。但是在2001年出版的The Cash Nexus,他卻給了讀者否定的態度。

弗格森認為由許多歷史事件來看,政府的軍事費用需求是促成財政制度創新的原因。英國崛起的原因便在於完善的財稅制度,而完善的制度來自於政治制度的逐漸改革,以至於最終可以超越對手。弗格森在本書中不再只是討論戰爭的起因與過程,也不再侷限於銀行家的經營策略,而是將研究的層次拉高至國家發展的長期比較,研究不同國家對於新興科技或成長戰略的接受與否,會產生如何不同的結果,也開啟他對不同文明比較的興趣。

弗格森以為現代經濟的擴張與戰爭次數頻繁增加有關,結果軍事支出增加,二十世紀出現的「總體戰」使得軍事以及一般支出不易區分,科學研發的新興武器節省人力卻加強了殺傷力。軍事支出所需費用,除了增稅,可以靠舉債加以達成。

弗格森觀察西方國家債券市場數百年的價格波動,除了自十九世紀中期至一次大戰之間的變動逐漸趨同,成為他聲稱大英帝國的制度如黃金本位制,或者是海外投資活動帶動了自由全球化的論調之外。他推論金融市場波動有相當比例來自於政治事件:政治危機使得股價下挫,投資人預期通貨膨脹使得債券收益率增加。

因此,弗格森並不以為他是像前輩學者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於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一書所表明,強權興衰是由經濟決定,他以為經濟變遷與政治活動是相互影響的:政治事件影響金融市場走向,債券價格卻左右政府籌措支出的成本,但是由英國政府改組的情形觀察,弗格森相信影響國會大選的原因多半與經濟景氣無關,因此可以說是政治變化影響經濟活動居多。

這種說法雖然需要更多研究佐證,但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本書出版頗受好評,2008年弗格森出版較為簡易的The Ascent of Money,為簡明金融簡史,並有作者親自解說之紀錄片發行。

帝國與霸權

西方人民政治參與度近年未見上揚,財團政治獻金與政府補助對政黨競選日益重要,加上二次大戰之後諸多新興國家獨立,經濟局勢未必更佳。

弗格森以為今日英國國勢日衰,以及國際經濟起伏不定、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與他研究大英帝國昔日榮景來自國內的自由多元參與政治以及自由主義昂揚大大不同。這促成他完成接下來的兩本極具爭議性的著作,弗格森堅持國際秩序的安定來自於強國在完善制度下的積極干預國際事務。他的理想典範是已經成為過往雲煙的大英帝國,愛之深責之切的是常被稱為「霸權」(hegemony),而不喜歡被說成「帝國」(empire)的美國。

弗格森將英國的擴張以及「豐功偉業」寫成Empire,於2003年問世,繁體漢語譯本《帝國》)由廣場出版,已有專文導讀,在此不再贅述。《帝國》出版當時正逢美國小布希政權以武力攻擊伊拉克之時,美國在國際社會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再度引起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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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對「帝國」一詞有強烈的偏好,同年他在美國外交政策標竿刊物Foreign Affairs發表書評,提及他對「霸權」與「帝國」兩者的區隔。[4] 這是他對於今日美國施展國際影響力方式的批判基礎,也是2004年出版的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的中心思想。

弗格森以英國的海外發展為例,認為帝國的統治手段、族群關係以及存續目的是多元性的,美國所謂的霸權不過是間接統治以及廣設軍事基地。加以弗格森在其他專著中歸結軍事支出對經濟成長的正面影響,他建議美國更應該加強海外擴張。弗格森以美國對中美洲的顛覆活動為例,說明霸權的缺乏全面性。對於二次大戰之後西德與日本的改造也未竟全功,搖擺不定的越戰以至收兵更是美國社會的傷痛。總而言之,弗格森以為美國的海外政策缺乏一貫性,沒有盡力而為。

在弗格森眼中,美國的所作所為與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是如此的不同,英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帝國,不僅促成帝國領域之內資本、商品與勞動力的流通,英語與度量衡等制度對全球也有重大影響。殖民地獨立之後面臨的困境就弗格森看來是帝國瓦解的結果,美國卻無意承擔「重責大任」,武力干預與直接統治都是偶一為之。

弗格森打鐵趁熱,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表示失望,卻沒留意英國在一次大戰之後在同一地方的託管也是草草收場。弗格森批評美國菁英不願從事海外工作,卻忘了英國直接統治印度之後面臨的地方抗拒。

另一方面,間接統治與同化政策產生的不是順從,而是被統治者的自我覺醒。不過筆者以為,弗格森忽略了不列顛內部的衝突,也遺忘了白人移民向美洲西部擴張時的行徑,後者的掠奪佔有也是一種帝國主義。

全世界正面對一個沒有帝國支持的環境,弗格森提醒美國,不需要憂慮歐盟與其競爭,因為那是一個用法律與共同貨幣約束不同國家發展的集合體,快速發展的中國與其和美國益發緊密的經貿往來,才是美國必須正視的問題。

西方的衰退可能相對地顯耀中國的興起,中國常因政局變幻難測引人詬病,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可能使用強硬的對外政策轉移內部的糾紛。弗格森相信中國終將崛起,與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抱持不同觀點。兩人與其他人士對於中國是否成為全球霸主的辯論會議實錄於2011年出版,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可以一窺兩人不同的見解。根據報載,弗格森獲得季辛吉同意閱覽其國務卿任內的日記,兩人的交流證明了季辛吉對這位晚輩的信任。[5]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衝突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帝國》等書使得弗格森晉身暢銷作家,弗格森與許多歷史學研究者一樣,相信二十世紀的兩場大戰對於西方數百年來建立的優勢是嚴重的打擊。他把兩次大戰之前與其後各自延伸,自1904年到1953年共50年,稱之為矛盾的時代,這時代因為科技進步使得人類健康與平均壽命大為改善,但是兩場戰爭卻奪去無數人命,也造成十九世紀老牌帝國的重組。

(廣場)世界大戰立體_72dpi2006年的The War of the World (繁體漢語版《世界大戰》由廣場出版)可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伸,弗格森號稱歷時十年完成。《世界大戰》結合他的帝國探索與軍事研究,同時也開始他與影視媒體的合作,藉由紀錄片的拍攝,以畫面配合文字,使讀者有身歷其境之感,也可相互刺激買氣,前述的The Ascent of Money 便是如法炮製。

弗格森指出這個時代的衝突集中在不同族群混居的中東歐、中國東三省與朝鮮半島,高人口成長反而造成己類擔心成為少數族群。交通工具的進步加速了貿易與人口移動,從地理大發現以來逐步發展的白人優越論點配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歐洲長期存在的反猶太主義隨者民族國家的誕生更發外顯。

弗格森提醒讀者,早在納粹黨掌權以前,東歐長期排擠猶太人,俄羅斯在1881年便發生對猶太人的集體屠殺,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更加公開而且全面。凡爾賽和約的簽訂不僅僅沒有落實民族自決,也沒有解決猶太人問題,集體迫害反而擴大而且變本加厲,例如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屠殺事件與蘇聯勞改制度。1930年代以後,猶太人在德國的地位隨著經濟蕭條而惡化,納粹德國先沒收猶太人財產,再以純淨血統為由,開始有計劃地消滅少數族群。

弗格森仍然堅持戰爭的發生與經濟密不可分,他提出日本與納粹德國的侵略都是為了解決內部經濟問題,而對手陣營當中主戰者是因為延遲開戰將使敵方壯大,主和者是因為開戰將有損貿易而力求姑息。戰場上固然延續屠殺與迫害,戰時後方勞動力的短缺卻使德國不得不引入外籍勞動者,日本也役使俘虜苦工,成為屠殺可以提升生產力工作者的可笑景像。

日本、德國這種企圖以少數人統治眾多人口的龐大土地,依弗格森之見,是受到英國的啟迪。他進一步指出原子彈帶給日本的震撼並沒有結束戰爭,蘇聯與盟友戰後的競爭使得衝突持續,韓戰停戰協議的簽訂才是長期戰爭的告一段落,稍後的核子武器競賽使美俄雙方不敢貿然開戰,經濟開發取代了軍事競賽,對於生產數據的追求超越土地的佔領,表面上美俄棋逢敵手,實際上各地零星衝突不斷。季辛吉籌劃使美國與中國建立官方往來,牽動冷戰局勢,實為了解近五十年美國對外政策關鍵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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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大戰》一書可以瞭解弗格森關懷的是西方文明的興衰,他認為軍事與經濟是改變世界的動力,但是動力常因族群衝突而引發。20世紀世人目睹西方文明的鉅變。2011年出版的Civilization便是回朔既往,說明西方文明何以能夠超越盛極一時的阿拉伯與儒家文化,於近代支配全球。

在這本書中,弗格森列出「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與「工作倫理」是東西方發展走上不同道路的關鍵。弗格森承認實際上影響六項關鍵發展的是「制度」,以前三項來說,中國長時間的大一統妨礙了多元競爭;鄂圖曼土耳其人的守舊導致對新技術如印刷術的排斥;英國移民在美洲相較於西班牙人對土地及礦產有更清楚的所有權劃分。可是筆者並不以為弗格森在西方在醫學研究的優勢、消費社會的興起與工作倫理這三方面加以強調能夠說明西方何以在科學革命之後能夠領先全球。

2012年,弗格森在英國國家廣播(BBC)的公開講座重申制度的重要性,講座於2013年出版成冊。書中弗格森引用既有研究,以為英國以漸進式的方式達成民主化過程;引用維多利亞時代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總編輯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論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造就了十九世紀倫敦繁榮的金融市場;英國的發展奠基於對於私有財產權的保障;英美兩國的結社自由使得社會得以多元對話。

這相當程度重複了他對大英帝國的懷念,也沒有提及制度不是中立的,對光榮革命之後英格蘭國會最新的研究也指出,經濟立法仍是各方角力的過程。弗格森以達爾文主義比喻自由放任經濟,卻忘了白芝浩說過人的世界不同於大自然,所以金融市場必須要有中央銀行。

制度既然如此重要,或許弗格森即將出版的季辛吉傳記可以告訴我們這位曠世奇才如何在制度框架之中操縱國際政治。也期待他能繼續鼓勵讀者以史為鑑,發揮他對時局的針貶。

*注釋:

[1] Niell Ferguson, “Siegmund Warburg,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financial roo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History (2009).

[2] T. G. Otte, “Neo-revisionism or the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some reflections on Niall Fergus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Diplomacy & Statecraft, 11:1 (2000), pp.271-290.

[3] Theo Balderston, “War finance and inflation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914-1918”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9).

[4] Niall Ferguson, “Hegemony or empire”, 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5] Richard Eden, “Henry Kissinger watches historian Niall Ferguson marry Ayaan Hirsi under a fatwa”, Telegraph 18 September 2011.

本文收錄於廣場出版《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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