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金年代」到「歐洲病夫」──讀《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

蘇萊曼一世的黃金年代

長久以來,鄂圖曼帝國的軍事行動大多集中在安那托利亞與巴爾幹半島,隨著疆界擴張,也不可避免地,與統治敘利亞及埃及的馬木留克政權爆發武力衝突,最終讓鄂圖曼蘇丹成為許多穆斯林精神上的共主。

繼蘇丹默德二世之後,鄂圖曼接連由巴耶濟德二世(Bayezid I)和塞利姆一世(Selim I)統治,在他們的帶領下,鄂圖曼越趨深入兩河流域一帶的複雜局勢。1516年,塞利姆一世率領大軍往南,決定一舉壓制馬木留克帶來的威脅。

鄂圖曼軍的攻勢相當順利,接連攻下大馬士革、開羅等重要大城,徹底滅亡馬木留克,時為1517年。經此一役獲得敘利亞和埃及的統治權,領地大幅擴張,除去部分威尼斯人的據點外,東地中海盡為鄂圖曼所有。

然而,對蘇丹而言,他所攻下的不只是富饒的領地,也包括了能為他增添無上榮光的宗教聖地:伊斯蘭發源地麥加。如今全穆斯林的朝聖路線,都在鄂圖曼蘇丹的管理之下。芬寇爾認為,此一征服結果讓鄂圖曼蘇丹的榮耀更錦上添花,使之同時兼具了世俗與宗教上的權威:

征服君士坦丁堡,擁有了一個帝國的城市後,帶給穆罕默德二世無比的權勢,讓他獲有可閃耀若干個世紀的榮耀與魅力,這也使得他能面無愧色地宣告自己是拜占廷帝國光輝的世俗傳統者和傳人。而大勝馬木留克王國,擁有伊斯蘭的聖地後,蘇丹塞利姆讓鄂圖曼繼承了同等榮耀的神聖傳統。同時擁有世俗和神聖的傳統,讓他們繼承人掌有更大的法統和權威。

國家發展至此,鄂圖曼在16世紀初成為地中海世界中另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帝國。西至巴爾幹,東抵兩河流域,北接克里米亞,南跨阿拉伯半島,掌握君士坦丁堡、麥加、開羅、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這些領地構成了日後鄂圖曼帝國最核心的部分。

隨著國勢日盛,鄂圖曼也開始發展強大海軍,以此為籌碼,保障他們在東地中海的物流貿易,偶爾也向威尼斯施加壓力,並不時侵擾西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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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勒班陀海戰(Battle of Leponto),歐洲神聖同盟戰勝鄂圖曼海軍,是當代規模最大的海戰。圖片來源:https://goo.gl/sV1DMA

16世紀地中海的幾次大型槳帆船會戰,便源自於鄂圖曼與西班牙的海上衝突。此外,因為地緣關係,當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擴張時,鄂圖曼也取代馬木留克,與他們相互競爭重要戰略位置。

頭戴四重冠的蘇萊曼一世,挑釁地向歐洲統治者宣示他的權勢地位。
頭戴四重冠的蘇萊曼一世,挑釁地向歐洲統治者宣示他的權勢地位。圖片來源:https://goo.gl/9mMlJa

告別「世界征服者」蘇丹塞利姆一世的統治後,緊接著繼位的是鄂圖曼史上最著名的蘇丹蘇萊曼一世(Suleiman I),歐洲人以「大帝」的稱號形容他,鄂圖曼內部則稱呼他為「立法者」。積極經營國家內政之餘,蘇萊曼也延續父親塞利姆一世的對外方針,不斷盤算下一步的征討活動,將目光轉向西方的匈牙利。

西元1526年,在蘇萊曼親自帶領下,鄂圖曼軍跨越邊界,入侵匈牙利,就此開啟鄂圖曼與奧地利在此長達數世紀的競爭。戰爭開始沒多久,鄂圖曼消滅匈牙利王國,感到威脅的哈布斯堡王朝決定介入。鄂圖曼軍隊一度圍攻維也納,最後因天候、補給等因素而撤軍。至此之後兩國瓜分匈牙利,積極建設堡壘,既防禦對方的攻勢,亦作為進一步推進的據點,希望將對方徹底趕出匈牙利。因為鄂圖曼帝國,使奧地利的國家重心更往東歐傾斜,為此地的日後發展增添變數。

鄂圖曼帝國的擴張。 (From: André Koehne)
鄂圖曼帝國的擴張。(From: André Koehne)

雖然在匈牙利的戰役留有未竟之功,蘇萊曼統治的仍是一個相當強盛的龐大帝國,各地大型公共建設映襯出蘇丹的權勢,歐洲外交官也不時寫下關於這個帝國的繁榮富庶。然而,即便暫且不論在匈牙利失利,蘇萊曼的統治當然並非一帆風順,看似輝煌的帝國充滿隱憂。

隨著國家日漸龐大複雜,芬寇爾也接連提到威脅帝國穩定性的發展。例如埃及帕夏[1]試圖獨立的動亂、俄羅斯從北方大草原崛起、安納托利亞屢屢暴動,與東方大國伊朗的衝突也越演越烈等,再再侵蝕鄂圖曼帝國的根基。在蘇萊曼統治晚期,更是疏於親理國政,使政治實權更容易由他人把持。

挑戰與改革

自蘇萊曼一世之後,芬寇爾將他的繼承者形容成「守成蘇丹」,另外兩部曲也題名為「帝國鬆動」與「帝國末日」。換言之,走過迅速擴張時期的鄂圖曼帝國,此時正要漸入下坡,振奮人心的戲碼,被疲於應付外在挑戰的窘境所取代。

蘇萊曼一世死於1566年,在此之後的蘇丹即便仍懷有擴張大夢,也多半只能守住過去一個世紀獲得的領地。關於鄂圖曼的衰弱,當然和蘇丹個人能力有關,但芬寇爾也透過很多故事告訴讀者,許多困境也來自於帝國本身結構性的問題,只是等待時機萌發。

許多壞的發展其實在一開始都有好的動機。持續干擾鄂圖曼帝國的內政問題,如各地行省的地方勢力坐大、叛亂四起,加上禁衛軍干政等都是如此。地方勢力坐大,起源於早期蘇丹不可能憑一己之力管轄龐大帝國,只得依賴地方望族或傳統士紳代為協助管理,這在埃及或敘利亞地區更是如此,卻也造成當地帕夏握有挑戰中央的力量;而禁衛軍的設立,因為蘇丹想建立一支直屬他的精銳單位。

在蘇丹權勢高漲時,尚能壓制地方勢力與禁衛軍;但後來的蘇丹疏於親理國政,更鮮少親自帶兵打仗,讓他們的近臣或宮內派閥掌握實權,最後甚至可以隨意廢立蘇丹。在這過程中,地方勢力或禁衛軍也一同參與屢次的政治博奕,加劇帝國動盪。不斷對外用兵造成軍隊擴張在此時也看來出現許多問題,沒有妥善安排軍隊的退役生活、無力支付薪資等,使得他們成了擾亂國土的一大隱憂。

不滿治安敗壞,經濟殘破的大眾百姓,則在各種理想的號召下引發動亂。越是動盪越是仰賴軍隊,而為了滋養軍隊,也必須推行引起人民不滿的財政、內政方針,因而形成了難以斷開的惡性循環。

同樣重要的是,鄂圖曼帝國的衰弱和地緣條件密切相關。除了長期以來的對手伊朗和威尼斯外,自16、17世紀起鄂圖曼還將面對發源於北方的新興大國俄羅斯。歷代沙皇積極經營他們在波蘭、高加索或克里米亞亞一帶的軍事、政治優勢,日漸往鄂圖曼帝國的邊境靠近。繼奧地利之後,就連俄羅斯也參與瓜分鄂圖曼領地的行動,造成東歐地區的局勢更加詭譎多變。

而在17世紀,最讓鄂圖曼感到挫敗的莫過於丟失匈牙利。1683年,鄂圖曼再次發兵圍攻維也納,出乎蘇丹預料,他的軍隊以大敗收場。奧地利軍後跨越邊界,試圖一舉殲滅鄂圖曼在匈牙利的勢力。此波在匈牙利的攻防戰前後持續十餘年後,以鄂圖曼付出沉重財政負擔、放棄大片匈牙利土地後告終。自從兩個世紀前敗於帖木兒帝國後,鄂圖曼從未遭遇如此挫敗,更讓蘇丹的政治威信越發不穩,帕夏引發的動亂,或是禁衛軍、派閥干政的情況更加頻繁。

1683年維也納攻防戰。
1683年維也納攻防戰。圖片來源:https://goo.gl/3aqxC2

從建國之初,鄂圖曼蘇丹的治國態度一直保有相當彈性,這可說是帝國能維持長治久安的基礎。相對於同時代的歐洲,歷屆蘇丹較能夠包容不同信仰,接納基督徒和猶太人到帝國領地內生活,而且也會適時尊重地方習俗。這使得蘇丹在面對劣勢時,更容易直視西方的優點,改變自身的不足之處。

最晚從15、16世紀起,蘇丹便以正式外交管道與西方國家接觸,建立實質上的盟友關係(這個角色通常由法國扮演);在物質生活上,大方接觸從歐洲進口的各式工藝產品。面臨外交挫敗時,鄂圖曼帝國的統治集團也開始仿效西歐的制度或觀念,在不牴觸伊斯蘭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行改革。

然而,改革過程也出現近現代亞洲國家推行現代化(西化)時常有的反應:傳統勢力的質疑。抵抗改革的原因相當多元,有些是基於宗教上的顧慮,也有些是想要維持既得利益。當帝國內部的各派勢力都還在捉摸彼此所能接受的底線時,比起過去都還要有侵略能力的歐洲軍隊早已蓄勢待發,準備從鄂圖曼的領土內為自己的國家獲取更大利益。

早已不復當年強大的鄂圖曼帝國只能處於被動狀態,被迫參與由歐洲強權制定的外交遊戲。

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形象

表面上仍舊繁榮,實際上已搖搖欲墜的鄂圖曼帝國,在18世紀末迎來更多難題。

西元1789年,鄂圖曼帝國正和奧地利及俄羅斯正在進行新一輪戰役時,法國大革命爆發,積極干涉帝國領地的名單新增英、法兩國。長久以來的盟友法國,竟在拿破崙的帶領下入侵埃及,英、法兩國便在帝國領地內開戰。

即便是在拿破崙下台後,他們的介入也從未真正完全抽手,例如希臘王國在歐洲列強的支持下於1832年獨立。鄂圖曼蘇丹也意識到必須要推行徹底改革的必要性,但質疑聲浪始終有增無減,對穆斯林而言,過度西化讓他們擔憂國家過度世俗化、侵害其傳統價值觀;而對於非穆斯林而言,帝國的改革步調永遠不夠快,像希臘一樣的民族獨立未嘗不可。

蘇丹雖有心改革,但多方不討好,整頓國家體制的結果,反到帶來了芬寇爾所形容的「認同危機」。統治階級雖注意到這些問題,卻始終無法找到阻止帝國崩解的方法。

19世紀巴爾幹的獨立潮,鄂圖曼喪失大片領地。
19世紀巴爾幹的獨立潮,鄂圖曼喪失大片領地。圖片來源:https://goo.gl/94xpCx

在龐大的帝國領地內,巴爾幹半島是最容易讓鄂圖曼捲入國際糾紛的地方。俄羅斯與奧地利在此地各有所求,再加上歐洲列強的政治盤算,任何一點小衝突都很容易激化為大型戰爭,但鄂圖曼從未佔據上風。自從丟失希臘後,鄂圖曼帝國在接連的幾次戰爭中,喪失原本已統治數世紀之久的塞爾維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等地。

鄂圖曼帝國的強大形象此時早已是過往雲煙,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歐洲病夫」的稱號,就連帝國內部也漸漸對於蘇丹的領導不再抱有期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冀奪回領地的鄂圖曼參加大戰,最後卻成為戰敗陣營。

身為戰勝國的英、法兩國決定按照自己的利益瓜分鄂圖曼,曾橫跨三大洲的帝國就此正式畫上句點。所幸在民族主義者的抵抗下,土耳其終能保有安納托利亞。國家實權由凱末爾(Kemal)等人領導的團體掌控,他們在1922年廢除蘇丹體制,並於隔年成立土耳其共和。1924年新共和驅逐鄂圖曼王朝成員,徹底與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過往決裂。

現今對於鄂圖曼帝國的誤解,芬寇爾也特別提到與土耳其共和的態度有相當關係。凱末爾想創造的是不同於鄂圖曼,一個更現代化、更進步的新生共和國,以相當強硬態度將土耳其的核心價值,定調為尊奉凱末爾的個人崇拜,只有他才能代表土耳其的光明面向,其英雄、進步形象提供了另一種理想般的存在,「為共和國確立了無懈可擊的正當性」。

穆罕默德六世離開皇宮。拍下這張照片不久後,大國民會議廢除蘇丹制,他成為鄂圖曼帝國的末代蘇丹。
穆罕默德六世離開皇宮。拍下這張照片不久後,大國民會議廢除蘇丹制,他成為鄂圖曼帝國的末代蘇丹。圖片來源:https://goo.gl/pEBSE3

回到《三部曲》的前言,作者將此等對鄂圖曼的全面否定態度形容成「黑洞」。新政權選擇否定過去,竭盡所能地展現不同之處,刻意切斷「現在」與「過去」的連結。忽略過去所造成的,不僅僅是對歷史的不了解,更催生了相當不健康的意識形態或刻板印象:

「黑洞」成為鄂圖曼的歷史是造成遺憾本身的原因,但更令人遺憾的仍是西方和穆斯林之間認知上至今依舊隔絕著旗幟鮮明的「鐵幕」。西方國家因此發展出大量有關鄂圖曼帝國的「古老故事」,也延伸成源遠流長伊斯蘭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常和腐敗墮落、恐怖主義等畫上等號。

持平而論,《三部曲》並不是一部包羅萬象的著作,就連作者本人也如此承認,論述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帝國最核心的蘇丹及統治集團身上。

然而,《三部曲》的出發點不在於從百科全書式的觀點介紹鄂圖曼帝國,而是填補無知所造成的誤解。如同芬寇爾在定位歷史學家的任務時提到:「歷史學家的使命就是要引導眾人,了解流逝的過去如何發展成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在,或著說又已經成為過去的現在。」

本書不僅蘊含鄂圖曼帝國的故事,還包括了芬寇爾身為歷史學家的熱情。確實很難有明確標準可斷定其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眾人對於鄂圖曼帝國或伊斯蘭文明的認識,但當過去的政策或誤解所造成的「黑洞」、「鐵幕」仍具有莫大影響力時,《三部曲》的出版絕對是一次重要嘗試。


[1] 類似省長的地方高級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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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安

王健安

喜歡觀看圖像,找尋其中意涵。渴望總有一天能依據16世紀的地圖和導覽手冊,用雙腳遊歷羅馬城。著有《用觀念讀懂世界歷史:上古至地理大發現》(合著)、《用觀念讀懂世界歷史:科學革命至當代世界》等書。
王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