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留下了感動的淚水,卻背叛了那些受難者走過的荊棘之路

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回憶不等同於歷史,追悼不等同於書寫歷史。
當真相和虛構失去了分別,這就是我們對過去所有受難者最嚴重的背叛。

近年來,電影成了再次體驗歷史悲劇的主要方式。好萊塢電影讓這些歷史事件活了起來。美國脫口秀名主持人歐普拉在電影《魅影情真》(Beloved)中飾演一名奴隸。她告訴媒體記者,自己在一場演出中情緒崩潰,不停地哭泣、發抖。

請記住,這還只是參與電影演出而已。

美國壓迫黑奴的電影《魅影情真》劇照。圖片來源:http://gonepast.ueuo.com/Beloved.htm

我並不是要說受害者的苦難都不算什麼。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殘殺幾十萬中國人,這的確是場歷史悲劇。儘管每逢哥倫布紀念日,大家還在爭辯他是不是屠殺者,當年許多美洲原住民被殺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上皆是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然而要是一個文化、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將鞏固社群的認同感完全植基於受害者情結上,問題就來了。這種短視觀點無視於史實脈絡,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更被拿來當作仇殺的藉口。

事情究竟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地步的?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要對號入座,成為受難者?我們在今日集體受害情結的論述中,仍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的思維,但是民族主義似乎不是發展這些論述的主要動機。別的因素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首先,真正的受害者,包括死去的人和倖存者,往往對這些事件保持緘默。當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乘著破舊、擁擠的船到達以色列時,羞恥感和心理創傷,讓之中大部分人無法談論當年所受的折磨。在這個由猶太英雄所建立的新國度中,倖存者的地位可說是模稜兩可。他們似乎急欲卸下當年集中營所留下的包袱,對那段歷史裝作視而不見,因此大部分的受害者寧願保持緘默。

學者安東尼・阿皮亞(K. Anthony Appiah)在分析現代美國的政治認同時,也提到了這點。當新移民的子女變成了美國人時,也淡忘了祖先母國的語言、宗教信仰、神話和歷史。這往往讓他們開始強調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雖然他們大部分和一般美國人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阿皮亞談到各族裔美國人,包括非洲裔美國人時說:

他們的中產階級後裔平常說英語,日常生活充斥著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吃外賣中國菜等各種異文化。但想到祖父母時,他們便為了自己膚淺的文化認同而自慚形穢。有些人開始害怕,一旦周遭的人無法注意到他們的不同,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了。

阿皮亞繼續說:「當過去溫暖人心的種族認同不再,這類新的自我認同論述似乎讓人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和鞏固社群的依歸。」愈來愈多的自我認同,立基於如同偽宗教一般的受害者情結之上。阿皮亞對少數族裔的觀察,也可套用在女性身上:女性愈得到解放,就有愈多的極端女性主義者出現,將自己定位為受男性迫害者。

我們在這個意識型態、宗教、國界、文化分際皆瓦解的世界,又該何去何從呢?從世俗、國際主義、世界一家的角度而言,這個世界似乎還不錯,不過前提是你要住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我們捨棄了民族主義的歷史論述,同性戀者可以放心地出櫃加入主流社會,女性可以從事從前只有男性可擔任的工作。這些當然都是好事。半個世紀以來,世俗、民主、進步等改變值得額手稱慶,我們終於能夠從非理性的民族情結中解脫。但就在我們達到這些成就之後,卻有愈來愈多人想要回頭到民族主義的舒適圈中。

我們也在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看到這個傾向,新聞記者傳達這個噩耗,於是所有的人一起哀悼。其實,戴安娜王妃正是我們執迷於受害者情結的最佳證明。她經常以讓人稱道的方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擁抱愛滋病患和無家可歸的人。她自己也被視為受害者,遭到男性沙文主義、皇家勢利之徒、媒體、英國媒體等等的欺侮。所有覺得自己在某方面是受難者的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都能在戴妃身上找到認同。這也讓我們看到各國移民、美國和歐洲體制為英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遷。英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妾身未明,而許多人只有在哀悼王妃的逝世時,才感覺到國家是團結一致的。

1980年9月,當戴安娜王妃接受查爾斯王子的求婚後,隨即成為狗仔閃光燈下的焦點。圖片來源:https://goo.gl/QV0mZ9

共同承擔痛苦,也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歷史學不再是發現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不僅僅認為歷史真相不再重要,還假設這個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觀的,都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下的人為建構。假如要說我們在學校公民課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要尊重別人所建構的真相。更明確的說,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所建構的真相。於是乎,我們學習人類對歷史的感受,特別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擔別人的痛苦,我們學著了解他們的感受,也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內在。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身為猶太人、同性戀、印度教徒或中國人,我們受過的創傷以及受害者的身分,讓我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此粗淺的佛洛伊德式觀點,會出現在這個駁斥佛洛伊德的時代,實在讓人驚訝。其實,佛洛伊德的學說,正是典型十九世紀末政治認同下的產物。對世俗化、中產階級、德國或奧匈化的猶太人來說,心理分析是發現自我的理性方法。佛洛伊德為他在維也納的病患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懷特和其他玩弄自我認同政治學的人為各種「族群」所做的事,而這些論述則被真正的政客拿去使用。

這種以死亡為題材,譁眾取寵的新宗教,撇開對大眾心理的影響不談,還有其他因素讓人擔憂。當許多人大談傷痛以建立族群之間共同橋梁的同時,我卻以為,這種將真實性建立在集體苦難的傾向,反而有礙人類對彼此的了解。因為,我們只能表達感受,而無法討論感受,或辯論感受是否為真。這種做法不能促進相互的理解,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發生暴力衝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論述也適用這個情況。

意識型態確實帶來了許多苦難,尤其是在那些將意識型態強行加諸人民身上的政體;但沒有了政治型態,任何的政治辯論就沒有了貫穿的邏輯,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來遊說大眾。這十分容易落入極權主義,因為你沒有辦法和情感辯論;任何試著講道理的人,都會被指為沒心沒肝的冷血動物,其意見不值一聽。

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要人回到傳統宗教,用既有宗教傳統取代偽宗教。我原則上並不反對宗教組織,但我本身並沒有信仰,也沒有立場提倡這個解決方案。我也不反對為戰爭受難者或遭到迫害者豎立紀念碑。德國政府決定在柏林蓋一座大屠殺博物館,這決定可喜可賀,因為博物館內設有圖書館和檔案中心,若沒有這些中心,博物館就只會是一塊巨石紀念碑。在這個新計畫中,回憶和教育會同時進行。無論是事實或杜撰,和個人及社群苦難相關的文獻必須有一席之地。歷史非常重要,我們應儘量保存更多歷史;且若有人認為歷史可以促進不同的文化和社群彼此寬容了解,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但是,近年來在公眾領域中,許多人試圖用和緩的療癒論述取代原本的政治討論,我認為十分不妥。

柏林猶太博物館。https://www.jmberlin.de/en

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可以是更進一步區辨不同事物。政治雖然深受宗教與精神科學的影響,但畢竟不能與這兩者劃上等號。回憶不等同於歷史,追悼不等同於書寫歷史。要確立一個文化傳承,並不光只是和其他人「協商自我認同的界線」。或許對我們這些已失去和先人在宗教、語言、文化連結的新生代,現在正是放下過去的時機。

最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關鍵,是我們要認清真相並不只是一種觀點。事實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存在的。若欺騙自己事實和虛構小說並無不同,或是任何寫作均與小說創作無異,這簡直是在摧毀我們分辨真偽的能力。從大屠殺倖存下來的列維並非憂心未來的人無法理解他的苦痛,而是人無法認清真相。

當真相和虛構失去了分別,這就是我們對過去所有受難者最嚴重的背叛。

本文摘自紅桌文化出版之《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

《外交政策》評選全球百位思想家、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伊恩・布魯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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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
人會做出邪惡的事,往往是出於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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