擋不住的硬傷──讀《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上)

裴士峰(出版社譯名為史蒂芬.普拉特;英文原名為 Stephen Platt,下文通稱裴士峰)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在 2015 年由衛城出版中文譯本,引起許多關注。[1]事實上,早在 2007 年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時,即有一些關於此著的書評。[2]本人其實早就將此書閱畢。並且寫了篇評論文章,然而諸事耽擱,這篇文章一直堆在檔案夾中,直到現在才被重新「挖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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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認為除了史料之外,學術著作也必須緩慢、精細、「帶有問題意識」地閱讀,不僅閱讀正文,同時連同學者的註腳、徵引書目都必須考慮。拜讀裴士鋒的大作後,筆者發現的確有太多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硬傷」。這些問題,來自作者、負責出版英文版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及出版中文版的衛城出版。下文將一一陳述。

非黑即白:湖南vs. 中國

裴士峰很有雄心壯志,他告訴我們:這一部書是要跳脫原本的國族敘述,從「地方」的觀點討論整體。他認為在近代中國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歷史論述、民族主義,但最後都被「大中國民族主義」吞併,合為一流。他希望能夠透過「湖南」一地的觀點,去質疑整個大的宏觀歷史敘事、「並提出不同的可能」。

裴士峰的提問,看起來像是呼應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所說的「必須把這些(革命)話語及歷史解讀為不斷變化的、部分地製造身份認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統一的整體」。[3] 在裴士峰眼中,由於政治的需求,讓原本繽彩的「地方民族主義」被「國族民族主義」吞沒,其中又以湖南民族主義最為明顯。因此,他想要從湖南的角度來看待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他相信,「答案將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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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

裴士峰的提問值得深思。不過,若將湖南拉出整體中國,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湖南?

當務之急,就是定義湖南人的概念為何,且應該用什麼標準來劃分?地域性?國別性?民族性?裴士鋒從未給個清楚的定義,但就是這個不清不楚,讓他多了很多操作空間。他告訴讀者,「把湖南擺在中央,重新了解中國近代史」。然而,他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卻建構了一個「湖南人」vs. 「中國人」的模型,他告訴我們湖南人是個特殊的群體,是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的。在這個理論中,湖南人可以獨立成一個分析客體,而湖南的民族主義,被中國民族主義吞併(章 1 註 47),為了言之成理,裴士鋒製造了些許假想敵。

他批判以往的歷史論述都只將湖南民族主義視為「湖南人的『神秘精神』」[4] ,忽略了他們的特性。湖南人是否有所謂的神秘精神,這點尚未定論,但就他所建構的模型而言,裴士峰很明顯地忽略了湖南人本身也是近代中國史的參與者。強調省際造成的影響,只讓歷史支離破碎。

況且他在後面所舉的例子,如王夫之、譚延闓、毛澤東等人,似乎不祇甘心做一個湖南人。中國有「老鄉」的概念,同地區的人自然比較容易聚集、共事,然而裴士峰刻意忽略這點,不斷擴大湖南的排外性、獨立性。

例如他描寫湖南嶽麓書院的「禮」,裴士鋒如此說「他學校的禮,不是讚頌帝國的那些禮,而是讚頌湖南與村子的禮(頁 64)。」但岳麓書院的禮究竟跟其他學校的禮有何不同,他卻未加說明。又像陳家鼎的〈二十世紀之湖南〉(頁 158),裴士峰認為這是湖南獨立宣言,因為認為陳家鼎在這篇文章中,未把湖南稱作「省」,而是稱做為「國」,由這二者可以看出許多湖南獨立意識。

但再看之後的引文,便會發現十分詭異。陳家鼎如此說:「以湖南比作世界帝國,一日耳曼二十五「聯邦」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國,一美國十三州中之華盛頓。」但讀者不禁好奇:難道德意志、華盛頓是國嗎?

動態的地區概念

裴士鋒完全不討論地區概念。 但事實上,在歷史的脈絡當中,地區的概念是動態的,這也是《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的作者周錫瑞(Joseph Esherick)選擇兩湖而非湖南一地作為分析的原因(緒論註 4)。[5]若按照裴士鋒的定義,我們一下子就會碰到這個問題。

以本書的精神指標王夫之為例,裴士鋒認為王夫之是近代湖南的精神、思想依歸,是個徹頭徹尾的湖南人。這個說法放到歷史脈絡中,一下子就會碰到問題。王夫之是明末人,痛恨滿清政權,在明朝的統治下,他出生是在「湖廣承宣布政使司」的衡州府,這時的湖南尚未跟湖北分家。裴士峰強說他是湖南人,恐怕他還會覺得奇怪。

裴士鋒並非不知道這個問題,但他只願意用一個註來稍微處理(章 1 註 2),談到湖南湖北皆是「楚」文化的繼承者,而湖南更以此自豪。但這兩者間如何發展出不同省籍意識,他卻擱置這個問題,略而不論。

但地區的概念,卻特別重要,若把它帶入裴士峰的分析,我們一下子就會發現問題。裴士峰在第三章談到了近代中國西力東漸時的「湖南抵外民族主義」,並用當時民族主義者周漢(1842-1910)的《鬼叫該死》為例,強調當時的排外運動,是「把湖南人視為自成一體、可與中國其他人分開的群體來宣說」(頁 76),證據是周漢是向「湖南人」咒罵太平天國,而非是「中國人」。姑且不論周漢是否如此認為,光是從事情的後續發展就可看出問題所在。周漢的《鬼叫該死》後來傳到了湖北,且在當地大為流行(頁 78)。

但很奇怪的是,如果當時的周漢真的(只要)團結湖南人,那麼這種驚悚駭人的傳單到了湖北,卻也能被當地人接受(還印了 80 萬份),難道湖北人看了沒有任何反應?若如裴士鋒自己所推測的,周漢的言論「融入民間文化」,湖北人顯然接受這個概念,那麼湖北人就這樣直接了當地支持湖南人?

甚至,從民族的觀點來看,也不無商榷之處。湖南在中國內部是個移民區, 且有著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他們是否認同當地漢族湖南人的所作所為?他們認同這些事情嗎?又有沒有激發起自身的「民族主義」?裴士鋒想舉起湖南民族主義之矛攻擊中國民族主義,但在定義什麼叫湖南民族主義時,他卻避而不談這裡面的構成要件。

周漢所製之《猪叫剜眼圖》,散播傳教士挖人眼睛去煉银的傳言
周漢所製之《猪叫剜眼圖》,散播傳教士挖人眼睛去煉银的傳言

走調的歷史敘事

裴士鋒是文字高手,很會用零碎的史料拼湊故事。但也因為如此,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塑造自己想要的故事。推論是否有問題?乍看之下似無問題,但這些零碎的東西組成一個論述,便看起來言之成理。

故事從王夫之著作的編纂開始,裴士鋒認為這項工程代表了湖南意識的興起。而主事者鄧顯鶴(1777- 1851)所選用的編輯都來自湖南,並以提倡本省學術、文化自居不凡,立志「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頁 41)」。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當地仕紳發掘王夫之思想中「夷」的概念,除了發展王夫之指射滿清政權的「夷」,更衍伸出指稱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夷」。王夫之的著作,也在攻打太平天國的湘軍部隊中廣泛流傳,提供了湘軍的「意識形態(頁 32)」。

戰後隨著士兵的卸甲歸田,湖南人彼此之間共同認同也益發增大。一位外國觀察家 Charles Wilfrid Allan 認為「湖南人是個剛毅且獨立的種族……他們的性格使他們頭角崢嶸,成為這國家自然而然的領導人(頁 37)」。郭嵩燾(郭嵩燾是那一國人?他代表湖南人出使英國?)更是將這個精神發揚光大,裴士峰認為郭創建船山祠、刊印王夫之的文章,「都只針對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頁 41)」而「在他們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為湖南人的,因此與中國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但就這個如何不同,裴士峰卻給不出個說法,也未加說明。

裴士鋒為了讓自己的論述成立,也不深入分析一些湖南籍的重要人物,像是魏源、曾國藩。[6] 因為他也知道,如果進一步處理這兩個人,那麼他就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於是,他只將焦點放在留在「湖南」的「湖南本地人」,卻不談論那些在中國各地的湖南人,並刻意放大地方意識與地方文史編纂的「民族情懷」,合理化自己的推論。

郭嵩燾是全書的核心,是裴士峰找的湖南民族英雄。由於不見容於清政府,且因出使英國,故郭嵩濤一直不被重用,只能在湖南待著,默默地從事自己的「本省工作」。裴士峰引用郭的「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裴士鋒認為郭嵩燾的宏才大業只為了「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但所引史料徹底露餡,因為他根本無法解釋文本中「國家」究竟意指哪國,除非郭嵩濤想建立湖南國(頁41),但郭嵩燾顯然不會這麼說,他也未直接說「只為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希望自己家鄉的學子奮發向上。郭嵩燾是想要改革教育,可是那真的是認為「湖南獨一無二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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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

很多徵引史料的部分,其實都出現了「國」字,但裴士鋒都視而不見,然後牽強地無限放大「湖南」(或「楚」)?(頁 60、62)很奇怪的地方是,裴士鋒在(頁 62)後文繼續說「他(郭)無意將改革局限於湖南一地,但把湖南的改革視為優先」,這樣一來,又如何與「獨一無二之命運」結合在一起?郭嵩燾說清朝是亂朝(章 2 頁 69),但裴士鋒忽略了這個「朝」非代表中國的清「朝」,指的應該是當時握有大權的官員(也就是郭嵩濤不喜歡的當權派),裴士鋒沒有弄清楚二者的區分。

甚至,他也不引郭嵩燾這段話的出處,只簡單地用郭喜歡張載的一個註含混帶過。最後,郭嵩燾什麼時候認為「湖南人有別於中國人(頁 68)」,他特別提到楚地、瀟湘文化,就代表兩者不是中國?那麼史料中那麼多的「國」究竟是什麼意思?且這樣子就代表湖南人民族主義?地域之間的區別,真能用民族主義形容?甚至再進一步地咬文嚼字:湘楚之間,到底差別在哪?郭嵩燾為何不用湘,而用楚?這個楚到底有沒有包含湖北?

再來看到譚嗣同。譚嗣同被裴士鋒高度讚揚,而譚嗣同更被王夫之深深吸引。他提到譚嗣同繼承王夫之的精神時,認為那是「湖南師徒相成的一個傳統」,也斷定地強調「孔子思想的真義,是單靠湖南人保存下來。中國的其他學者是否也覺得對天下生民負有責任,無關宏旨」。

但仔細閱讀他的引文,卻看不到半點跟湖南有關的字眼,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譚嗣同明明就說「孔、孟、程、朱(這四個人都不是湖南人)之傳不墜於地」(頁 84,該註應同引註 23,但作者忽略),這是一種對中國道統的形容,譚嗣同認為道統由他的三位老師繼承,但卻未強調他們的湖南身份。

況且,譚嗣同真的只想要開化湖南?如果如此,為何譚嗣同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頁 103)連裴士鋒自己都承認,「既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湖南的民族主義」。就此看來這兩者並非黑白對立的民族主義。

繼續閱讀:擋不住的硬傷──讀《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下)


[1] 經由「說書 Speaking of Books」中刊載百噸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後,本書更引起廣泛注目。參考:〈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最後檢索時間:2015 年 10 月 22 日)。

[2] 汪榮祖,〈評介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9 期(香港,2009),頁 490-495。

[3]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 《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221。

[4]張朋園,〈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期(臺北,1977),頁 145-158。

[5]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4。

[6]他對魏源的描述也有些許問題,道光 21 年(1841)魏源應該不在北京,當時鴉片戰爭方興未艾,他應該在江蘇(頁 23)。見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聯亞,198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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