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洪流的遺落之境:被禁錮在戰爭神話裡的金門

前言

若以地理環境論金門,其只不過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帶數千小島中的其中一個,但歷史發展卻賦予金門多種面貌。它曾是唐代的牧馬場;傳言宋代大儒朱熹曾訪學這座小島;鄭成功視金、廈兩地為軍事根據地,也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大戰於金門料羅灣,最後金門甚至成為明人復國的中興基地。

但這些都屬於歷史中的金門,對身為金門人的筆者,或是任何戰後出生的臺灣人而言,與金門相連的記憶,多半仍是戰地屬性有關:古寧頭大捷挫敗國共內戰中所向披靡的共軍;八二三砲戰阻止解放軍侵犯台澎金馬的企圖(儘管現在多認為解放軍未有發動登陸戰的戰術計畫);「毋忘在莒」的石碑象徵民主價值終能鼎立在自由前線,並保衛台澎後方的安全與繁榮。

這些都是過往臺灣人對於金門最鮮明的印象與記憶。

金門人與當代兩岸史的記憶衝突

筆者也曾以生在金門為傲。直到有一天,仍是小學生的筆者與叔公下著象棋時,不知為何,叔公指著祖厝的大門說著他年輕時的故事:好幾十個外省阿兵哥就睡在祖厝的廳院中,大門門板被拆下當作床鋪,他恨透國軍如此對待祖厝,那是宗族情感聯繫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哥哥,也就是筆者的爺爺,為了躲避國軍徵伕,拋家棄女逃往南洋新加坡……

如果家族史是記憶一個家族過往發展的歷史,那麼夾雜著大量不堪回首的戰地回憶,肯定是筆者家族史相當重要的一個脈絡。

然而當家族史乃至個人的記憶與當代政治軍事史的記述截然不同時,對於地方歷史的形成有何影響,從宋怡明教授的《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以下簡稱《冷戰下的金門》)或許可以窺知一二。

《冷戰下的金門》乍看之下是在描述金門經歷的冷戰歷史,但本書運用不少的口述歷史與文獻爬梳,解釋金門如何在兩岸軍事對峙與戰地政務束縛下,經歷一場失敗的現代化過程。必須強調,這裡所指的失敗並非是政治、社會或是經濟體制的失敗,而是在兩岸軍事對峙過程中,金門失去建構一個自主地方政治與經濟型態的機會,同時迷失在冷戰歷史所築起的戰地神話之中。

更加嚴重的是,當年被作為復興基地後方的臺灣本島,在走向經濟奇蹟與政治民主化之後,金門(包含馬祖)被迅速遺忘,當臺灣興起的自主意識壓過中華民國神話時,金門的地位與價值更是一落千丈。

國共內戰打破了金門作為福建沿海島嶼的寧靜時光,戰火延燒至金門並不全然是悲劇的開始,但就此永遠改變這座小島的現代命運。

戰爭帶來的影響,除了最直接的人員傷亡與金廈之間的斷絕往來外,也間接帶來軍事化體制與軍事動員。受到兩岸對峙影響,外島軍事化不單是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本身也帶著「政治正確性」,或如本書所言,其是一種軍事管理與政治主導的烏托邦主義。金門被中華民國政府當作是一個證明其有效統治與積極的實驗場所,金門的戰地政務制度(1956-1992)遂被賦予將原先暫時性(沒人預想到兩岸對峙僵持這麼久)的軍事管理予以形式化與系統化,進而得以將政府的戒嚴形式無限延長,並兼具軍事占領區軍事統治的精神。離島的戰地政務來自一種政治的「先驗」,它將證明未來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後,「勢必」可行的統治方式。

《冷戰下的金門》作者宋怡明教授。[1]

於是,金門施行軍事化此一理想化與非常態性的統治策略後,本地老百姓的反應與軍事管理者(在戰地政務下,縣長由軍方出任)截然不同,因為這無關政策理想性與否,而是為了維持生計。金門人屈從於他們從未見識過的軍事統治,並努力地以順從來回應,盡可能地滿足軍事管理者的統治需求,同時維持日常生活的基調。本書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描述金門人的戰地日常生活。

在衝突前線下的生活大不易

《冷戰下的金門》在書中第二、第三部分中,探討在軍事管理下,金門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應對方式,若以統治者的角度,乃鄉民如何演變為「刁民」的過程。但這樣的觀察方式會出現一種弔詭,這也是以官方檔案從事歷史研究常會碰到的問題。一旦假設所有統治者的立場與手段都是立意良善的話,何以金門老百姓這麼野蠻、如此蠻橫呢?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諸多在 1949 年以後出現的統治問題,肇因於金門被迫接受軍事化的統治,換句話說,軍事化才是當代金門地方問題的原因。

以書中提到的豬隻飼養問題來說,筆者詢問家母是否真如本書所言,養豬在早期金門社會並不常見?令人訝異的是,家母的回答與書中如出一轍:「人都吃不飽了,要拿什麼東西餵豬?」

豬隻飼養衍生的問題,一度困擾著金門軍事統治者。豬隻飼養本是為了解決駐軍後勤給養,但軍隊人數龐大,倚賴從臺灣運來的豬隻顯然不是一個長期妥當的方案,交由民間養豬似乎是實在可行的解決方式。於是,金門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豬隻數量從不到 800 頭,暴增到 1950 年代中期的 2 萬頭,豬隻數量比本地常住人口還多。但金門糧食自給本身已不足(這又形成一個謬誤,因為金門過往是透過與廈門貿易輸入糧食,此貿易網絡於 1949 年中斷),不可能再用番薯(早期金門主食)飼養豬隻,軍營無限供給的餿水與廚餘變成養豬戶的首選,於是探查部隊換防時間與營區人數,看似是刺探軍情的殺頭重罪,但對身為養豬戶而言,只是想確保豬隻的宰殺時間與數量而已。

除此之外,圈養大量豬隻多少產生衛生問題,而金門人似乎「又」喜歡把豬養在家裡,軍事管理者於是不厭其煩地每週發動衛生檢查,養豬戶不勝其擾。衛生檢查看似符合統治者建構現代社會所需的「整潔、衛生」,是代表著社會追求進步與秩序的象徵,但對養豬戶而言,衛生檢查的項目並不合理,甚至要求豬舍不得出現蒼蠅;檢察人員要求豬隻不得養在家裡也頗不體察民情,因為不就近看顧豬隻,就得承擔豬隻被偷的風險,因為在當時,只要軍隊存在,豬隻「百分之百」有得宰殺賺錢,養豬儼然是穩賺不賠的生意,若能確切掌握營區人數,那肯定有得賺。

作為現代政治烏托邦社會下的真實金門

軍事統治在戰地政務期間,在金門留下許多歷史足跡,或是依照作者的語意,軍事統治寄望的一種現代烏托邦社會,在金門鑿下的痕跡或許深刻,但對於本地的居民來說,其感受到的是過去農業社會生活方式的崩解,同時又得面臨戰爭威脅的步步進逼,而隨之而來的長期緊急狀態又扭曲了正常社會的發展。

為了與共產中國相抗衡,同時向外界展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所代表的秩序性與現代性,金門的戰地政務帶有強烈的政治成分,上層的統治階層亟欲將過去的沿海偏遠小島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社會。

但是,金門被禁錮在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的政策之中,並沒有享受到臺灣從 1949 年後所得到在土地與經濟上的開放:土地改革無法在金門推行,因為本地最大的地主是軍方,時至今日,金門仍有許多私人土地由軍方掌控,進而成為軍民關係緊張的根源。筆者猶記得當兵期間,最重要的任務是巡視「空置營區」,這些為數甚多的營區即將要歸還給原來的地主。

土地無法得到釋放,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自然也無法得到正常開發,當臺灣本島逐步邁向經濟成長的高峰時,金門仍深陷軍事目的的經濟管制。臺灣因為軍事安全獲得保障,真成為三民主義的復興基地,社會享受著經濟奇蹟帶來的富裕繁榮。但是作為前線基地的金門,除去軍事占領帶來的經濟效益外,卻更為貧窮。

本書提到,大量駐軍為金門本地創造前所未有高度發展的商業經濟模式。至少到 1970 年代中期,有將近 4 成的金門人從事與軍人相關的生意,造就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密集的商業社會,至 1980 年代中期,與軍人相關的產業總值高達新台幣 2 億元。照理說,邊疆區域的經濟發展通常較為落後,但冷戰環境下的金門,軍事局勢愈緊張、駐軍愈多,軍人生意也就愈加繁榮。

金門的地下坑道景觀,今日已成為地方的觀光號召,圖為瓊林村的地下戰鬥坑道。(Source:by Shih-Pei Chang, via flickr)[2]

要了解現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脈絡,女性權利的變化是個觀察重點。早婚是中國農業社會普遍的現象,金門自然也不意外。但金門的軍事統治並未改變這個現象。在過往,金門女性多許配給大陸的宗族男子,但 1949 年以後,這層社會網絡被迫中斷,從大陸撤退而來的中老年軍人成為金門未婚女性的擇偶對象,又或者說是地方宗族家長所青睞的族群。與男性軍人成婚逐漸形成風氣後,金門未婚女性成為搶手貨,結婚年齡反倒日益下降,聘金也水漲船高;此外,由於大家倚賴軍人做生意,軍隊既以男性為主,為了吸引軍人消費,民戶中的女性地位更形重要。

另一方面,金門不分男女皆得參加的民防自衛隊,繁重的訓練要求變相剝奪金門年輕的勞動人口,年輕女性便以提早結婚生子來逃避民防義務。於是,金門女性的社會地位權利看似得到提升,但若以現代社會的角度觀察,金門女性權利並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與家族利益、社會條件的連結更形緊密。

高度依存軍事所形成的畸型社會,在中華民國政府逐步實施撤軍後,帶給金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本書所言,從 1980 年代晚期開始的撤軍政策,每撤走一個師約萬人的兵力,直接帶給金門商家約 5 千萬元的經濟損失,更嚴重者,以軍人為對象的家戶經濟型態,需要動員整個家庭、家族的人力,已無多餘人力來從事其他工商業活動,因此金門既無法累積勞動人口,島上社會也未能刺激工商業經濟的正常發展。

對筆者這個年輕世代而言,本書對於金門政治發展的觀察可能更加貼切。當金門所有階級都為軍事統治服務,民眾從事軍人生意,當兵也是金門年輕人所能看得到較清晰的就業管道(還有不錯的社會地位),而縣政府以降的公務體系也與軍事管理單位緊密聯繫,金門中產階級多樂於在臺灣置產,從而無法投身於金門的政治活動與改革之中。於是當臺灣推行轉型政治之際,金門只能默默地注視外在世界的變化。

後記

當筆者在閱讀《冷戰下的金門》時,也正閱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的《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現代臺灣的形塑》(遠足文化,2017年)。《意外的國度》論述到蔣介石在不經意、偶然的情況下,建構臺灣作為實質國家(de facto)的過程,「反攻大陸」的口號不僅被當作維持臺灣軍事戒嚴與政治獨裁的實質作用外,更成為向美國勒索政治利益與軍事援助的象徵。

若以本書的論點觀察,實際上也是如此。金門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從 1960 年代開始以大幅降低,共產中國忙於大躍進以後的政治鬥爭,臺灣從 1970 年代以後也遭遇外交寒冬與國際冷戰降溫的劇變,當解放軍在 1979 年停止炮擊金門後,強力管制的軍事統治對於金門而言已無必要,但現實卻是更形嚴峻。金門作為一個保衛中華民國的前線島嶼形象,軍事統治更形重要,以便用來時時提醒寶島臺灣,來自對岸的軍事威脅從來沒有消失。

只是當撤軍成為事實,金門自身卻困在軍事統治歷史下的精神禁錮之中。金門一度是全世界的焦點,是拯救自由社會的希望燈塔,金門人或許樂於承擔這樣的重責大任,甚至認為金門在自由世界的重要性無可比擬,是 1958 年時全世界的中心,這是金門人對自己的英雄論述,但是戰爭苦難與軍事統治下的無能為力,卻默默成為這段歷史下成長的金門人的悲劇。對比金門當下的經濟困境,金門人莫不羨慕晚上燈火通明、車水馬龍的廈門。兩個曾經在歷史上被視為雙生的地域,如今一個已成功褪去軍事化的角色,一個仍掙扎於過去軍事化的身分之中。

更為殘酷的是,金門依恃著現代中華民國神話而生,但當此一政治神話在臺灣逐漸被拋棄,臺灣人開始尋找並連結過去的歷史時,金門卻再也找不到與臺灣的連結了。

金門島上的真實,誠如《冷戰下的金門》所言,並非是戰地政務開放前的過往陳蹟,而是現代地緣政治所留下的歷史足跡。


[1]作者曾於本書發表會時表示,當他在 2000 年左右在金門從事田野調查時,非常喜歡到金門的海岸游泳,但對於在軍事統治下長期被禁止從事水上活動的金門老百姓而言,游泳行為非常危險,但原因並非金門人不擅於游泳,而是金門與各周遭小島的海岸曾被放置超過 10 萬枚以上的各式地雷,軍方的排雷作業雖已完成,但地雷被老百姓發現甚至炸傷的事件仍時有所聞。因此,作者曾以「會跑到海邊游泳的外國人」傳聞於金門鄉野之間。

[2]金門民防地下化源自於 1970 年代,是一項因應東亞冷戰環境而興起的地方自衛手段,並在「戰鬥村」中化為實際的政策。「戰鬥村」的執行者受到南越「新生邑」(Ap Doi Moi或Ap Tan Sinh)戰略的啟發,逐步訓練金門人接受更高強度的軍事訓練,並把相關工事地下化。然而實際上,作者認為,1970 年代以後,金門受到的軍事威脅已大幅降低,「戰鬥村」想像出來的軍事安全問題其實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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