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為奴,為何人們甘願放棄自由?

作者: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 、導讀:洪世謙

拉.波埃西給人的印象有二,其一是他與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友誼。

(Source:wikipedia)
拉.波埃西(Source:wikipedia)

德希達(J. Derrida)在他的《友愛政治學》一書論及友愛的概念時,有十處援引了拉.波埃西與蒙田為例,德希達分別引用了蒙田的《論友愛》和拉.波埃西的〈自願為奴〉指出,友愛就像是非對稱的禮物,是不可計算且無條件給予,相互為伴而不可分離(indivisibilité),給予者也是接受者。

蒙田在他的隨筆中,如此紀錄著他與拉.波埃西的友誼,他說:

我所謂的友誼,是兩人心靈彼此融合,且融合為一體,再也無法察覺是兩顆心靈密合在一起。若有人逼問我為什麼我喜歡他,我感到很難說清楚,只好回答:「因為是他,因為是我。」[1]

在這種不可分離的友誼關係中,德希達在《友愛政治學》[2]引了本書的一段話:

自然……若它用盡所有方法讓我們緊緊相依且相互擁抱,以此作為我們聯盟與社會的強有力的鏈結。

若它的一切作為都在於顯現其意圖,與其說是讓我們結合在一起,不如說讓我們成為一個人。那麼我們就不需懷疑,我們並非天生自由,因為我們是相互為伴。並且無法想像自然會讓任何人身於奴役之中,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對方的同伴。

藉由這段引言,德希達一方面呼應了亞里斯多德所主張,友愛和正義是城邦的兩大支柱。另方面說明了,自由不僅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包括那些與我們共伴的他者也都是自由的,因此我們並非與他者共組為聯合體,而是一個不可分離的一,是「共伴的獨一性」(la singularité du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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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J. Derrida)(Source:wikipedia)

德希達也藉此說明,以友愛為基礎的社會中,我們不可能身處於一個擁有個人自由,卻對另一群處於奴隸的人感到麻木、無動於衷。

一般人對拉.波埃西的第二印象,就是本書最主要的核心問題:為什麼人會服從其主,自願為奴?換言之,拉.波埃西所欲解開之迷,便是人是如何讓自己成為順從之人?

拉.波埃西此書有三個閱讀的重點,亦是此書的貢獻。首先是他對人擁有自由天性的論證。其次是,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又為什麼會自願為奴?最後,他提出了以非暴力、不服從的方式,脫離這種奴役狀態。

延續著自由的話題,對拉.波埃西來說,自由是天生自然的,人不僅生而自由,且天生擁有捍衛它的熱情。

他認為即便有再多的好處,都不會有人願意交換自由,因此他悲憫著那些未曾擁有過自由的體驗,而對於自己處於奴役狀態無感、不自知之人。

於是他疑惑,究竟是什麼厄運改變了人的本性,使人忘了真正生而自由,忘了他的原初狀態以及回到此一狀態的欲望呢?

拉.波埃西首先釐清了幾件事情:其一,既然僭主帶給人民的總是苦難,為什麼還是有數不盡的人服從並自願被他奴役?他強調這並非懦弱的問題,因為若一人或十人可能畏懼一人,但不可能千萬人還會畏懼一人。其二,自願為奴並非出於恐懼,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同意上;他斷言,所有的統治(包括暴政)都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中。

於是他進一步追問,既然知道這些統治是暴力,為什麼人民持續提供這樣的統治同意呢?

對拉.波埃西來說,人作為唯一為了自由而生存的物種,若要他放棄自由是多麼不幸之事。因此,關鍵在於只要讓人民對於自由感到陌生、忘卻自由,那他就完全不會感覺到自己的奴役狀態。拉.波埃西接著指出,暴政在一開始是最困難的,在自願為奴之前,必定為兩種力量所驅使:武力或(自我)欺騙。

一開始,人民因為征戰而提供了僭主統治他們的權力,在飽經戰火和危難之後,人民自我欺騙,認為若不繼續提供這樣的同意,則無法繼續換取生存。於是,後人未曾體驗並無法理解前人是在不得不的情況下才被迫放棄自由,換言之,第二代的人們,生於枷鎖之下,且在奴役中成長,奴役狀態成了他的自然狀態。

因此,拉.波埃西在此提出了兩個小結論,首先,自願為奴的第一個理由是習慣(habitude),如同他們的父輩般,這些受迫者習慣了屈從的日子,並說服自己要習慣這樣的不幸。經年累月後,這些養成的習慣就彷彿是自然天性,人類對於自由的原始衝動被習慣所取代。

其二是人們被以奴隸的方式養育;這種養育的方式讓人失去自由,也同時失去勇氣,因此不敢抵抗,並譴責那些抵抗的人只是想爭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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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被以奴隸的方式養育;
這種養育的方式讓人失去自由,也同時失去勇氣,
因此不敢抵抗(Source:wikipedia)

除了上述二者外,拉.波埃西亦指出了幾個人民自願為奴的原因,首先是愚民,或說過度的安逸。統治者以各種娛樂和享樂,或以金錢的誘惑,或以新奇的消遣,讓人民對統治無感,而安逸於奴役。

其次是造神,也就是透過各種傳說、故事、碑文等方式,傳頌統治者親民、具有特異能力、悲憫、具有雄才大略等形象,並以各種華麗的詞藻訴說著共善、公益,統治者又不忘為自己加上「護民官」的稱號,讓人民歌頌著對其堅定不移的崇拜。這些統治者死後,人民甚至立碑稱其為「人民之父」,除了繼續服從統治之外,還複製了這套對統治者的崇拜及這些話語所型塑的神話/化。

上述四點,拉.波埃西認為是對於中下階層統治的方式,而利益,則是另一群人願意自願為奴的原因。他說:「維護僭主的永遠都只來自四、五個人,也是這四、五個人讓整個國家維持奴役狀態。」

這些人有野心或者貪婪,包括家奴、寵臣、巨賈,聚集在僭主身旁,為了維持他們的利益,在僭主之下,他們會自身再建立小統治集團。這些小集團透過對僭主的忠誠並相互裙帶為龐大的統治集團,再施予小利給社會其他各階層,讓一般百姓誤以為小確幸就是他們的利益,因此就會有上百萬的人通過這些統治集團的連結,捆綁於統治者之手。

這些統治集團並不在乎是否有自由、僭主是否行暴政,他們僅以僭主之樂為樂,揣測僭主的任何嗜好和想法,以便在僭主的厚愛下,靠剝奪別人來豐厚自己的財產。同樣的,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會允許下一個階層的人,去壓迫、剝削或排除任何更無力的公眾。

在分析完自願為奴的幾個原因之後,拉.波埃西此書的第三個貢獻,就是說明如何以非暴力、不服從的方式,奪回人民天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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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非暴力、不服從的方式,奪回人民天生的自由(Source:wikipedia)

前面提過,拉.波埃西指出,不論出於什麼理由,所有的統治(包括暴政)都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中。他認為僭主,不論是民選的、透過軍事武力還是因血緣繼承的,都不過是一人罷了,若沒有人民自己同意而屈服於他,暴政將迅速滅亡。對他來說,並非以流血的方式推翻暴君,而是只要有自由的意願就夠了,一旦決定不再充當奴役,馬上就自由了。

他說:

我們根本無須去和這個單獨的僭主搏鬥,也無須扳倒他。只要國家人民對他的奴役感到不滿,暴君就會被自己擊敗。重點不在於勇於反抗暴君,而在於停止對他的供給。……讓暴君橫行或誤導,是人民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只要停止服從就能脫離奴役。

又說:

僭主越是掠奪,就越加苛求,而我們越供養他,就越受他奴役。而他們不斷強化自己,讓自己越來越能夠殲滅摧毀一切。反之,若我們對他什麼都不供給、不服從,這樣一來,無須戰鬥或衝撞,他將節節敗退直到一無所有……

更急迫之事

從拉.波埃西提出統治者透過何種策略讓人民自願為奴,包括習慣、欺瞞、愚民、利益,並倡議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統治者。

然而,正如勒弗、傅科、阿圖塞等人指出,當代所面臨的問題是,統治者不以殺戮或鎮壓的方式運用、展現權力,而是以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著柔順的統治,因此,欲思考當代的反抗運動,拉.波埃西所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以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不賦予統治者權力,這樣的想法還在於權力者的權力來自於被統治者的順從與賦予。

然而,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是,權力不再以具體的(例如暴君、獨裁者)的形象出現,而是以無人稱的形式(佈署、意識形態、資本主義)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

因此,抵抗不僅在於是否賦予統治者權力,而是必須更基進地思考,如何拆解整個社會結構中無臉孔(sans visage)、非具形/非具形狀態(l’incorporel/ incorporel)的意識形態或權力佈署。也因此,比非暴力抵抗更急迫的事,是如何徹底改變社會結構,不僅個人獲得解放或自由,而是整體社會獲得解放,終至人能獲得徹底的解放。

關於上述問題的思考和行動策略,或許仍可從勒弗的思考中獲得解答。勒弗強調權力是空場及外在象徵,是各種符號所佈署後再現的一種政體,因此權力不屬於任何人,無法佔有(inapproprier)亦無法收編(incorporer)。

是以,從行動者的角度來說,權力實質上是各種力量匯聚和鬥爭的(空)場域,其顯現了各種差異而無法化約或整編的力量,而這種無法化約為任何大寫的「一」或同一性的多重力量,意味著任何權力不可能宣稱自己是唯一代表(représentation),亦無法宣稱其代表「人民」,而這種強調差異和內在分歧的空場,強調政治內部必然存在壓迫與被壓迫之間的衝突,便讓衝突或不穩定成為一種制度,反抗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並以此讓體制保有開放性,勒弗將此對「權力的解編」(la désincorporation du pouvoir)定義為民主。

此外,正如同班薩伊德(Daniel Bensaïd)在《景觀,商品拜物教的終極舞台》(Le spectacle, stand ultime du f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一書的一開始,即引用拉.波埃西在本書的名言:「只要你們願意嘗試,就能拯救自己,當下你們立即自由。甚至無須抵禦或者動搖奴役你們的人,只需要單純瓦解對他的支持,你們就能見證到,巨獸少了底盤,將崩塌傾穨」。班薩伊德於此指出,拉.波埃西所預設關於國家的政治概念,是一種神學政治的概念,亦即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依賴與順從。

然而,現代國家是一種無人稱的統治(domination impersonnelle),它扎根於社會關係。他特別指出,社會想像與其現實面向不可分離,因此他認為現今要談論解放,不再僅是個人的愉悅,而是必須從整體的(尤其是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解放,對他而言,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包含在所有人自由的發展之中,因為解放並非孤立的愉悅(un plaisir solitaire)。

因此,終身致力於改變世界,尋求人類徹底解放的班薩伊德,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首先,他強調社會/國際團結的重要性,以召喚另一種可能世界的想像,即便至今我們仍無法給予這樣的全面性抵抗一個很精確的定義和名稱。

此外,他亦提出我們應該思考社會矛盾、社會運動和社會行動的多元性,並思考它們之間的聯合以及政治與社會的互補,深化對政治公民與社會公民關係的理解,並思考權力與政治去專業化(déprofessionnaliser)的方式,以確保職權的輪替,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獲得新的鬥爭和組織經驗。

最後,班薩伊德說:

我們應該要持續一種不可減縮的憤怒(indignation)力量,此力量恰恰對立於習慣及屈從(résignation)……憤怒是一個起點,是一個使我們奮起和動身的方法。我們憤怒,我們反抗,並且我們見證/領會(on voit)。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社之《自願為奴 0010715965 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們, 願意容忍一個統治者的暴政? 為什麼人們悲慘地生活在奴役之下, 卻不願起身改變? 如果連動物都無法忍受失去自由, 人, 為什麼喪失了欲求自由的本能、放棄自由的天性, 無感於支配與順服, 甚至終於生而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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