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

著名的全球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其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性的進一步考驗。」雖然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單,但也許道出了二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全世界要面對的新問題才正要開始。

由於去年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各家出版社都卯起來出版有關二戰的書。像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茉莉.曼寧(Molly Manning)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砲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約翰.托蘭(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這些書有的是談帝國,或是談中日戰爭時淪陷區的合作,以及描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比較少涉及二戰之後的衝擊。

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二戰的書當然不該只談戰爭期,有的重點則是放在戰後結束之後的世界發展。其中,就以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於2014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簡稱《一九四六》)最受矚目。作者謝別斯琛是位英國記者,曾著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蘇聯帝國的衰頹》。從這兩本書可看出,謝別斯琛特別著重在變動的關鍵那一年,所談的主題都是以年代當做是書籍的標題。

馬可孛羅-1946-立體書

身為記者的謝別斯琛,多年來報導過許多重大事件,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前蘇聯瓦解,一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存在問題引發的冤冤相報的報復行動。當他以史家的角度試圖找出這些事件和故事的根源時,都會回到一個時間點,那就是「一九四六」,戰後的那一年。就是這一年,為當代世界奠立了基礎。

在這一年,冷戰開始,歐洲開始以「鐵幕」為界,開始受意識形態主導,劃分為兩半。那是大英帝國聲望開始走下坡,印度獨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的一年;那一年也是猶太人創建家園的那年;一九四六年更是中國共產黨為打贏內戰,發動最後攻勢的一年,此後開始以大國姿態重現世界舞台的那一年。從這些現象來看,本書的主要觀點在探討一九四六年所做的決定的那些人,如何形塑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的研究區域雖然以歐洲為主,但研究方法卻帶有全球史的視角,因此同時也探討了一九四六年的情勢如何影響到亞洲及中東的未來。

在這些故事中,冷戰帶來的持續四十年的文明衝突,以歐洲最為激烈,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二次大戰時為了要阻止德國掠奪歐洲,雖然平息了攻勢,卻迎來蘇聯將德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有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漁翁得利,變得超級強大。美國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後,開始以世界性經濟、金融、軍事強權的身分稱霸世界。而亞洲大多處地方如東印度群島、越南、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紛紛開始脫離歐洲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一九四六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最害怕的事,除了挨餓與生病外,就屬擔心全球性戰爭再度捲土而來。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書寫脈絡下,作者用三十二則或長或短的故事,呈現出一九四六年的時代特色。在這些篇章中,他談論許多課題,像是:美國人世紀的到來;史達林與俄羅斯;德國的「零時」;成為冷戰重要舞台的奧地利;美加境內的俄羅斯間諜網;瀕臨破產的英國;史達林的莫斯科演說;冷戰宣言與圍堵蘇聯擴張的觀念;日本天皇的退位危機;戰後復仇與姦淫劫掠;驅逐德意志人;戰俘問題;美國人的國共調停;鐵幕的開始;伊朗危機;英國的印度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與難民;去納粹化的審判;希臘的代理人戰役;猶太人建國;波蘭的反猶屠殺事件;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美國的第一次水下核子彈試爆;巴黎和會與法國;美蘇與土耳其問題;加爾各答大屠殺;馬歇爾的使華調停失敗;裕仁天皇與日本新憲法;歐洲最冷的一天與絕望。每一則故事都將事件、人物、時代緊密地串連在一起。

The picture was published in the Jerusalem Pos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Hotel King David by Irgoun
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許多事件看似亂無章法的書寫,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每則故事的先後是刻意安排的結果。雖然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有很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相當細膩地以時序來呈現這些故事。從第一篇一月的〈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寒〉,這期間的大大小小事件,謝別斯琛都盡量以時間先後出現。在寫作技巧上,謝別斯琛和以往類似主題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具有記者追查新聞的敏感度及犀利的文筆,往往在書寫一個事件時,能夠透過不同人物所說過的話來烘托出當時人的看法。

就我而言,本書雖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非虛構寫作,卻能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將時代發展的脈動,深入淺出地呈現。基本上,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球史取向:雖然本書的書寫是以歐洲為主,但還是兼顧到中東、南亞、及中國、日本與台灣。雖然三十二個故事篇篇都能單獨閱讀,各自有各自微觀的故事重點,但若將觀看鏡頭拉遠,放到更大的時空脈絡來看,這些故事都與美國及蘇聯兩大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在〈後記〉裡,謝別斯琛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借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一九四六年是『決定之年』,美國決意將其影響力、意識形態和軍力擴及到全世界的一年。」蘇聯拜希特勒及美國之賜,赫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緊跟在美國之後。若不是納粹入侵蘇聯,二戰結束時,就不會有蘇聯占領東歐、中歐大部分地方,也不會具有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構成挑戰的帝國姿態。在戰爭時,給予蘇聯武器、糧食,以及工業實力者,正是美國。正如同謝別斯琛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始終具有輸出『革命的意志』,美國則提供他們輸出『革命』的工具」。

The Big Three pose with their principal advisors at Potsdam
波茨坦會議三巨頭:美、英、蘇三國政治領袖杜魯門、邱吉爾和史達林。

同樣的情況也可套用在中國身上,共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勝利,雖然與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有關,卻不如美國人不願無限援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關係來得大。中共之所以可以贏得內戰,這與美國的杜魯門及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有密切關係。

二、資料的豐富性:作者雖非專業史家,卻能蒐集各式各樣的史料與當代研究來呈現故事的多元性。在檔案方面,已經利用「蘇聯領導人檔案」、「波蘭流亡政府檔案」、「蘇聯外交政策檔案」、「德國聯邦檔案」、「CNN冷戰系列檔案」、「冷戰國家歷史計畫檔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與檔案」及「匈牙利國家檔案」等等。除了檔案,還大量運用已公開的文件,像是「德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文件」。他所使用的資料當中,最多的還是歷來學者們的專著,像是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一至三卷,以及跟《一九四六》的寫作手法很相似的著作,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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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鋪梗高手:作者的每一篇事件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在進行,既有敘事,也有析論。尤其是每篇文章的第一段,他會先來一段微觀的現場報導式前言,以一則小故事帶入整章要談論的核心,這種方式容易讓讀者有種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三章〈俄羅斯人〉,他寫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第四章〈零時〉:「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們仍在煤礦截面附近找到屍體。元旦三天前,在漢諾威東邊不算太遠的派內一地的煤礦場,下午班就要結束時,搭載礦工回地面的升降籠,在礦坑豎井裡墜落數百呎深,造成四十六名礦工死亡。」在〈古琴科事件〉這章,他說:「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

四、以人寫事:作者雖然以事為核心,但相當擅長用人物的對話來呈現事情本身或是對事情的看法,文中充斥著大大小小人物所說的話。像是〈零時〉這章,主要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納粹投降生效開始俗稱「零時」之後的德國發展。作者在描述戰後德國柏林城市的毛骨悚然的氣氛時,引用了一位在戰前住過柏林的軍人的回憶錄,這人說:「最叫人難忘的印象,不是視覺上的,而是聽覺上的印象。」又或是〈退位危機〉中天皇退位這章,麥克阿瑟提醒艾森豪,如果起訴天皇:「日本會陷入極大的騷動,……會引發報復心態……冤冤相報的循環可能要數百年才會結束……毀了他,這個國家會解體。」

Emperor Hirohito and General MacArthur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

五、以數字呈現歷史:要呈現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文字的敘述與人物的感覺書寫外,另外就是以數字來呈現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有關這點,我覺得多少有受到戰後歐洲史專家賈德著作《戰後歐洲六十年》的影響。譬如賈德書中提到: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生了十五萬至二十萬「俄羅斯寶寶」;光是柏林一地,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就有約五萬三千名無家可歸的小孩;在德國的美國占領區,一九四五年時,官方給一般德國消費者的每日配給僅有八百六十大卡,這和戰前的兩千多卡有極大的差距。

《一九四六》中也可處處見到以數字來呈現戰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生活變化。這場戰爭造成德國有形的東西幾乎全毀。超過五百五十萬德國人死於戰爭,戰後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民宅近二分之一遭摧毀,比一九四○年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的傷害還要大。此外,戰後的德國馬克一文不值,大家所認定每日使用真正的貨幣竟然是香菸,而且是美國牌子Lucky Strike。一九四六年初時,一包這個牌子香菸可換四盎司麵包,到了夏天卻買不到兩盎司麵包。

在難民方面:一九四六年春天,歐洲仍有四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包括有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人、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納粹送到德國的奴工。在收容營內,也可以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超高的出生率。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占領區的收容營,一個月誕生七百五十名新生兒。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猶太女人,三分之一已經生產或懷孕。當時有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法國醫生解釋說:「無聊是原因之一,在收容所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姦淫和劫掠的數字也讓人看的觸目驚心。除了強暴德國女人外,蘇聯占領下引發最大的民怨是要求龐大的戰爭賠款,這數目是一千兩百八十億美元。從勝利那一刻起,俄羅斯人就派「賠款小組」拆除德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運回蘇聯。據估計,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東德工業產能被奪走。美國人則估計在占領區內的前十五個月,蘇聯就拆走近八成的機器。蘇聯軍官的非正式劫掠也很讓人訝異,才占領不到一年,軍人就從德東運回了六千台鋼琴、四十九萬五千架收音機、十八萬張地毯、一百萬件家具、二十六萬多個壁鐘、十萬個火車車廂的各種建材及家用品、三百三十萬雙鞋、一百二十萬件大衣、一百萬頂帽子。對蘇聯而言,德國根本就像是一座巨型商場,隨他們任意搜刮。

人員的跨國移動的數字也值得關注,最受注目的是德國人被驅離的數字。戰爭結束兩年後,有兩百五十多萬德意志人被驅離出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有許多是先被關在集中營,再遭驅離,其遭遇就像戰時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所有德裔人都得在衣服上繡上大大的字母N。這些人不得進入公園,若想進入商店,只有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買完東西後才能進去購買。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德國人抵達美國及英國的德國占領區,以及有七十八萬多人抵達蘇聯占領區。這過程中,死亡人數說法不一,本書作者推估約有二十一萬左右,大多死於飢餓、疾病、監禁、毆打、虐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四六》書中,作者還點出不只是德國人被驅離,有許多地方都將非我族群者驅離出境。這之後,德國的人口比戰前還要多,一九四六年底時已經有六千六百萬。這情況相當特別,歐洲人口組合上的族群同質性,比以往高出很多。弔詭地是,希特勒曾夢想建立一個單一族群的歐洲,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時,拜德國戰敗之賜,這夢想似乎已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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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大審

儘管《一九四六》有上述這些特色,但仍有一些論點值得進一步商榷。

像是在〈這個中國泥沼〉這章,作者提到:「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關於這段日軍炸毀黃河河堤的說法完全錯誤。

事實上,一九三八年造成花園口黃河決堤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這在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中有清楚的交代。米德提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是他們,而非日本人幹下決堤。但是真相很快就廣為人知。」由於決堤造成約五十萬人的死亡及三百多萬的難民,雖然戰術上短期阻擋了日軍的進攻,但蔣介石政府深知內情曝光會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因此決定推卸責任,對外宣稱黃河是在日本人的空襲下才決堤的。就連外國媒體也沒能分辨事情真偽,當時的《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報導也誤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壞事。

此外,台灣讀者若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二戰後台灣在一九四六年歷史的話,可能會有點失望,作者僅在〈「把沙灌進鼠洞裡」〉簡單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首度踏上台灣島,一來是要準備後路,找尋新的據點進行軍事部署;另外也是要測試一下台灣人的忠誠度。事實上,有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發生的事,除了二二八事件有比較多的歷史書寫外,仍有一大片空白值得史家好好研究。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先讀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簡體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這本書。很高興馬可孛羅出版社請到翻譯好手黃中憲重新翻譯,讓我們有個新的翻譯本可看。兩個譯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優勢是什麼。首先,簡體版的英文題目有誤,封面寫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確的寫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譯文的精確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還是黃中憲的譯筆較佳。而在內容的刪節上,原書〈這個中國泥沼〉提到毛澤東幾乎未出力抗日,共黨種植鴉片來賺取暴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及支持高幹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礙於意識形態,陸版悉數刪除,光是這章的字數就少了三頁的篇幅,這做法明顯剝奪讀者知的權益。

如果你讀了這本《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對二戰後的世界發展還意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再去找伊恩.布魯瑪在二○一三年出版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來看,一個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個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兩者有許多重疊的地方。相較於謝別斯琛著重於各種事件的發生,布魯瑪則透過「歡騰」、「飢餓」、「復仇」、「回家」、「法治」、「教化」等主題來認識一九四五年所締造的世界。

這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關懷一個大的命題,那就是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嗎?還是如有些史家所說,全世界的對抗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走向終結?或許這些都不是,而是「這是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然而,不管結束了沒,一九四六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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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竹山

蔣竹山

每到一個地方必找書店的書蟲,喜好買書及亂看書,最喜歡的地方是東京的神保町古書街。雖居學院但不好硬梆梆的學術論文,覺得歷史知識與史學研究應該面對大眾,近來推廣大眾史學,期望能將史學最新發展反應在歷史作品上。
蔣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