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同一個巫師,讓已經死去的歷史重新站起──讀《吆屍人》

作者:胡璇藝(台大戲劇所碩士生)

廖亦武是四川人,寫了很多四川的事。我在那裡讀了四年大學,自覺與其羈絆頗深。你知道的,大學四年是記憶過分擁擠的一段時間。

在他的另一本書,《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裡,廖亦武說成都有一些由防空洞改的舞廳,一入夜,音樂和燈渾濁地亮起來,男男女女昏暗地湧入,直到現在還有。防空洞和舞廳、軍事重地和聲色場所、庇護所和保險套、軍人和舞女——這樣的對比撕出一道深淵,讓人忍不住想去探索。然而,當我在那裡的時候,卻只是把它當成一个民間傳說來聽。

令人更加慚愧的是,他主要寫的舞廳在猛追灣,離我實習的媒體很近。那家媒體曾經啟蒙了很多年輕人,雖然今時不同往日,可我還是在那裡學到了許多,比如說盡我所能地接近真實。

於是,在看這本《吆屍人》的途中,我不斷質疑自己跟那個地方的羈絆是否太膚淺,好好活在紅旗下的自己是否得為那些殘忍的事情負責,甚至,有時還會質疑廖亦武筆下故事是否真的發生過——我從他的文字中幾乎可以與真實面對面。這對一個文學作品來說顯得太真實了,於是就太荒誕了。getImage這種如影隨形的荒誕時時敲打我,讓我重新審視那些被遮蔽的歷史——我曾經以為自己屬於比較清醒的那一撥,並沒有落入「考試歷史」的圈套中。

三言兩語的概括敘述,條理分明的信息陳列,字字血淚的情感撞擊,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但這些其實讓我怠惰。

對我來說,一方面,那些人彷彿被冷凍在那個時代,我忘記他們現在還活著,他們仍在這個時代創作;另一方面,我始終在閱讀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記錄,卻忘記了更廣闊的人群,亦不敢想象那些裸露在時代巨輪下的極端人性。

廖亦武的書終於把我拉離了安全區,逼迫我還是重新思考「無聲的歷史」有什麼意義。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我現在離那片土地有一定距離,這讓我更加清醒。

※※※※※※※※※※※

廖亦武的武器是語言,書面但又帶點方言感。他把這武器死死抓在手裡,單刀直入地剖開受訪者的記憶,對方也顯得抑制不住自己的傾訴欲,於是故事進行得很快,得在對話中加入互相安慰才能緩和氣氛。

通常,文章最末還會出現抒情段落和隱晦的雙關語,可以說是戛然而止,也可以說是餘味悠長。但即使他寫的如此乾脆利落,我還是會看得很慢。

這個挖記憶的人,心裡包著一團不吐不快的火,但就是要不緊不慢地陳述。他知道要把那火藏在哪兒,就等你磕磕絆絆地啃過來,到位置就炸開,平地驚起一聲雷。你想回頭看看血爆出來的那個地方,又想跟著他繼續往前走,於是心急火燎,慌張不已,但他卻保持著自己的步調,好像那事兒對他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廖亦武只是躲在「老威」這個名字後面故作麻木吧。

每個故事都用老威和他人的對話來呈現,但我覺得每一篇的講述順序、節奏、語氣以及老威的問話,一定都是有做「後期製作」的,所以字裡行間才埋伏著那麼多蠢蠢欲動的「廖亦武」。比如說:

雀躍:做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回自己。過去我羞於在人前提起盲人父母,認為那種東西上不了台面;通過坐牢,通過種種熬煉,我悟出古今藝人的命運是暗合的。所以,我做的前衛音樂僅僅是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但根子還是在街頭。我經常打開答錄機,在街上邊走邊錄些世象百態的喧囂,在爬滿灰塵的無盡頭的喧囂中,我加入自己微弱的歌唱。

老威:你送我的碟子已聽了,這也算是一種記錄吧。

雀躍:父輩只是賣藝,我卻用音樂本身記錄賣藝。我們都是瞎子,我們都找不到方向。此刻,時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四歲,一個瘦弱的小男孩邊摳鼻孔邊牽著一串盲藝人向死人的娛樂場走去。

廖亦武自己是街頭藝人,吹的是傳統樂器洞簫,也坐過牢。這一段街頭藝人雀躍突如其來的抒情,怎麼看都是廖亦武的自白。廖亦武雖然嘴上說:

我承認我寫了江水一般流逝掉的底層歷史,甚至通過挖掘這些人生故事發現了這個在暴力長期統治下的民族的生存秘訣,但我寫舊聞,我沒有觀點。只有政客、奸商和妓女才有明確的觀點,特別是面對客戶的時候。

但我認為,他在寫文章的時候就是把自己和他人混淆了,你能感覺到那是兩段人生經驗在同一時代背景下的溝通、角力與互相安慰。他雖然盡力不去書寫自己,但故事卻又因為「廖亦武」的加入而變得更加生動。他並沒有刻意去追尋所謂的「客觀」,這也是我欣賞他的地方。

如果一個寫作者一味地要求自己客觀和冷靜,甚至強迫到連自己的個性的失去了,變成了全然的旁觀者,我想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真正的對話是你先把自己打開,讓對方進來再說話,而不是先通過貓眼看對方手上提著的觀點,再來決定要不要開門。這是我所理解的「平等交流」。

然而,交流這事兒,特別是「平等交流」,真是知易行難。就連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一定能做到,更別說是要面對廖亦武所採訪的那些人了。

於是,在看書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問自己,「如果這人站在你面前,你會去採訪他嗎?如果你會去採訪他,那你會像廖亦武一樣去跟他溝通嗎?如果你會像廖亦武一樣跟他溝通,那你有那個魄力和筆力,去寫下這些故事嗎?如果你寫下來的話,那對你來說,他又成為了誰呢?」

很慚愧的是,前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最後一個問題,則是一直在困擾我的倫理問題,我也無法回答,感覺對自己比較絕望。即使攀談、傾聽和記錄發生了(幸運的話),但我作為一個未曾經歷者,實在不知道怎麼去找與之對話的位置。

而廖亦武,經歷過血腥、暴力、驅逐、監禁、暗無天日、伶仃漂泊的日子。他從鬼門關裡爬出來時,身上貼著政治犯的標籤,所有人都對他是唯恐避之不及。政治災難賦予了他新的身份,他無奈地成為了底層的一員,讓他有了跟這些無聲的人對話的天然土壤。

廖亦武和他的採訪對象之間,應該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他們能從對方的眼中讀出自己來,才能直視被剖開後血淋淋的自己和他人。我想,他們能夠把這樣的自己無需過多解釋地丟到對方面前,靠的不只是單純的坦誠,而是在拼命抓住無人可說,無計可施,無枝可依之時,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大概無法用「幸運」和「不幸」來形容廖亦武的命運了,但是對我們這些讀者來說,能看到他的書,便是最殘酷的幸運。

Liao_Yiwu_2010_Cologne
作者廖亦武
(Source: wikipedia)

※※※※※※※※※※※

廖亦武無疑是勇敢乃至狠辣的,他很少顯露出自己的怯懦來,只有在寫土改受害者張美芝突然脆弱了,他說:

我不得不暫時關掉答錄機,悔罪似的低下頭。戶外狂風大作,似有無數無形的腳,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搖晃。我曾尋訪過無數冤案,自以為已心如鐵石了,不料此刻卻心亂如麻——這樣追下去的意義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權利忘掉噩夢,選擇輕鬆一點的活法。  

「你就是你,你不能變成我,哪怕你在那裡苦苦掙扎,我也只能默默注視」

能夠「注視」已經不錯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視以後呢,就走開?或者像我這樣,寫下來公開出去,給你我他的生活添一點點徒勞的不快,短暫的鬱悶? 再以後呢,地球依舊轉動,專制依舊進行,人類如蟲蟻般生生滅滅,能否改變一絲一毫?上帝在那兒,當我空想這些問題時,他覺得好笑嗎?

最體面的解答是,這個民族需要歷史。可國家、民族、政府等東西除了給每個中國人帶來數不清的麻煩和災難,就是虛妄和瘋癲。

打住吧,別費這多餘的腦筋了。

這是廖亦武第一次承認自己的驚惶不安,反倒讓我有些心安。

他總是在尋訪他人的故事,是為了記錄。我總覺得,他也是通過主動走到第三者的位置上,讓自己擁有更超然的眼光,以便暫時忘掉自己的受難者身份。

然而,作為讀者,我卻看到他將自己困鎖籠中,越掙扎,越緊繃。

若不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人,怎麼會有這樣慘烈的筆觸?每一次採訪,每一次寫作,他確實滿足了自己的責任感,特別是對歷史的。但這也是在用他人的記憶來重新刺痛自己,這些對他來說真是太殘忍了。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廖亦武用自己的才能為世道添上一點光,我非常佩服他。同時,我又會覺得可惜。因為他似乎仍舊在重述自己的苦難,試圖給那個年輕的自己一些力量,卻忘記了傷痕與他一同生於此世,難以淡去。他說:

現實裡的機器只能拍此時此刻的人和事,而腦子里的機器卻能穿透此時此刻的人和事,將鏡頭一直延伸,眼神到對方的靈魂深處,被泯滅掉的歷史碎片會一塊塊拼接攏來,重新合成一種被稱為「見證」的慘不忍睹的東西。

這是他跟卡普欽斯基學來的。可卡普欽斯基還說過一句很動聽的話,叫「超越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而廖亦武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是深陷淤泥了,這讓他的寫作總少些味道。

雷沙德·卡普欽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1932-2007)是一位波蘭記者、作家、攝影家和詩人。
雷沙德·卡普欽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1932-2007)是一位波蘭記者、作家、攝影家和詩人。

讀他在萊辛戲劇節的開幕式上的致辭,讓我重新想起他的詩人身份,而不僅僅是被苦難賦予的「時代答錄機」身份。但他說的是:

我將在這個世界舞台繼續晃蕩。如一條喪失國籍的狗,時而哀鳴,時而狂吠,時而夾住尾巴沈思。我的家鄉在一杯酒里。如果哪一天我不幸戒酒,我的家鄉就在白日夢里。我的內心永無寧日。

這段話讓我覺得更加可惜了,甚至有些悲哀了。

我絕對不會否認廖亦武所做的貢獻,更沒有理由否認他作為一個創作者的誠摯,但我覺得文學回饋給他個人的,世界回饋給他個人的,都有點走偏了,這讓他自己也偏執了。這種偏執讓他沒辦法活得更自在些。

其實,從一開始他缺的就是自由。

這讓我想起北島 2015 年在「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致辭,他說:「詩人與政客是兩種動物,他們的語言不通,現實與視野不通——詩人是無權的權力,無家的家園,無言的語言。」北島如今的狀態,算是一種跟自己的和解吧。他並未進入詭譎的野心當代,但也未遠離過去的英雄時代。

非常希望廖亦武像還是做那個自由的詩人,不要貼著「政治」的標籤行走於異國他鄉,早日驅逐噩夢,早日找到自由。

不過,我後來看到了一篇廖亦武在 2015 年 9 月份新寫的文章,叫做「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記述了他在德國參加的一場,由如今在德國避難的敘利亞文學家舉行的街頭朗讀,是為了反對政府武裝而舉行的。他發現自己仍然會因權力的罪行感到憤怒,但憤怒在減少,轉變成因這個喧囂的時代而產生的無力感。

時間從那個時代走到今天,我仍無法用「幸運」或「不幸」來形容他的命運,但我真誠地希望寫作可以給他更妥帖的回饋。

希羅多德從古希臘時就告訴我們了,面對抗爭,面對苦難,心中還是要保有一份從容,保有一份自由。

※※※※※※※※※※※

「回憶可以美化生活,但惟有遺忘讓生活變得可以承受。」

這是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一次講座上說的。

Aleida_Assmann_(14016269326)
阿萊達阿斯曼
By Jussi Puikkonen/KNAWKNAW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Aleida Assmann)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看書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在閱讀一段一段記憶,不是報道或是歷史。它們在廖亦武的身上再次鮮活了起來,陪著作者以及更多人一起抵抗遺忘。

我覺得「記憶」真的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我們不願意失去記憶,也不能失去遺忘的能力。所以,即使「記錄」這件事已經變得簡單很多了,甚至比遺忘還簡單,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實打實的記錄者——至少為了尊重那些創造記憶的人。

就像廖亦武一樣,他把自己放在一個永恆痛苦的位置上,一方面冷眼審視著災難,一方面從未真正離開過中國底層。於是,他的寫作確實充滿矛盾,是歷史也不是歷史,是報導也不是報導,又真實又奇幻,又主觀又客觀,碰撞出強烈的悲憫與悲哀,卻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註解。

最後以一段廖亦武的話做結:

這個世界新聞太多,其實不用獨裁政權的強行壓制,後面的也總要掩蓋前面的。因為人類需要歡笑,需要遺忘,哪怕坐在比山高比海深的死屍堆上,也需要歡笑和遺忘來增添生存和繁衍的勇氣。……新聞之外有舊聞,人類水葫蘆一般飄來蕩去的生活之下,還是有黑黝黝的污泥下蔓延的四分五裂的根。

Print Friendly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如果閱讀是生活的態度,那書評絕對是優雅的試煉。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